近年来，随着ICD-11正式纳入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精神学界对于「复杂创伤是否会进一步塑造人格」的讨论再次升温。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长期、反复的人际创伤，尤其是儿童期家庭内暴力、忽视或性侵，不仅可能导致传统意义上的PTSD症状，还可能进一步影响个体的情绪调节、自我概念及人际关系模式。

然而，在真实世界的临床实践中，C-PTSD与边缘型人格障碍（BPD）之间往往存在显著重叠：患者既可能表现出持续性闪回、解离与创伤相关高警觉，也可能出现强烈的被抛弃恐惧、关系不稳定、自伤及慢性自杀意念。因此，两者究竟是不同疾病，还是同一创伤谱系中的不同表达形式，至今仍存在争议。

一项近期发表于Case Reports in Psychiatry的个案报告中，来自巴西的研究者报道了一例C-PTSD共病BPD病例，展示了上述两种诊断何以作为「由创伤塑造的人格发展」的相互依存表达形式而共存，而非简单的彼此互斥的诊断类别。

患者女，35岁，因严重抑郁症状、自杀意念，以及针对自身和他人的攻击行为，由家属送至精神科急诊。

▶ 病史

患者17岁结婚，育有3名子女，分别为17岁、11岁、4岁，受教育年限8年，就职于一家肉类加工公司，信奉基督教，无显著医学合并症。精神障碍家族史阳性，父亲有重度酒精使用障碍史。

自5岁起，患者即成为其兄长、叔叔和堂/表兄弟多次实施性虐待的受害者。14岁时，在父母离婚后，患者随父亲迁居至另一座城市。然而，来自家庭成员的性虐待持续至其17岁，当时她结婚并与丈夫同住，并已经怀有其伴侣的孩子。

22岁时，患者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抑郁发作，表现为严重悲伤、快感缺失、精神运动性迟滞、失眠、食欲减退、被动死亡观念加重，以及出现自杀意念。据了解，此次发作的诱因是，她的大女儿长大至与她首次遭受性虐待时相同的年龄（5岁），当时数名曾虐待过她的人经常在家里出现。随后5年内，患者多次自杀未遂，几乎均为药物过量，其中一次被收入重症监护病房。

患者报告了一次发生在工作单位的经历，该经历导致其首次被收入精神科病房：一名同事在无意中，使用患者叔叔过去曾使用的虐待方式，触碰了患者的后颈部。此事引发了患者生动的闪回及强烈的易激惹，导致其冲动地持刀攻击该同事。事件发生后，由于恐惧和焦虑症状，患者无法重返工作场所，随后出现拒绝下床、体重迅速下降、自伤行为增加（咬自己、撞头、捶墙）以及每天出现的自杀意念。

整个纵向随访过程中，患者表现出持续、广泛的认知及情绪问题，与性虐待史密切相关。其表现包括：长期感到自己被他人物化；缺乏明确界定的自我认同；建立和维持人际边界的能力不佳；缺乏安全的关系依附；情感体验长期被愤怒和绝望所主导。其自我形象随时间推移保持相对稳定，即使在抑郁发作期间也是如此，始终表现为内疚、羞耻、过度自责，以及在满足其所感知要求方面的无能感。

患者人际功能明显受损，持续报告对社会关系兴趣极低，对他人存在深刻的不信任。自青春期以来，她一直存在慢性被动死亡观念，即便在功能相对改善和面向未来进行规划的时期也持续存在，且几乎不受环境变化的影响。

患者的家庭关系以显著的人际关系不稳定为特征。患者以一种明显分裂的方式看待其父母。首先，患者对父亲的回忆带有积极情感，并伴有被照料和支持的体验。然而，父亲于2015年去世时，患者伴有强烈的内疚感；她认为，正是因为自己披露了早年遭遇性虐待的经历，父亲的酒精使用障碍才会复发，并最终导致其死于肝硬化。相比之下，患者与母亲的关系表现为不安全依恋。即便持续接受治疗，患者在建立信任或情感亲近方面仍持续存在困难。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母亲否认患者关于童年期虐待史的披露，认为是假的。

患者的婚姻关系以长期冲突和情绪不稳定为特征。其丈夫有酗酒和可卡因使用史，经常否定患者的创伤经历，且有时将性虐待史解读为不忠。患者对被遗弃和被背叛存在严重的恐惧，导致其反复发生非自愿的性接触，进而诱发与创伤相关的闪回和明显的自主神经高唤醒。与婚姻相关的情绪体验主要为挫败感、无能感、被遗弃感、愤怒和内疚；在发现其丈夫与一名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忠行为及持续的物质使用问题后，患者的上述体验进一步加剧。

患者与三个子女的关系构成了情感矛盾心理的核心来源。有时，这些纽带可作为抵御自杀意念的保护性因素；而在其他时候，它们又被体验为压倒性的责任感、内疚感和无能感的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患者在精神科治疗环境中体验到了相对更多的安全感与被理解感。此时，患者会公开披露自杀意念及计划，包括她将潜在致命手段（如毒药）一同带来的情况。这些行为始终嵌入求助情境中，并伴有显著的羞耻感。患者始终能配合转诊至急诊，并允许医务人员与其家属沟通以保障安全，尽管这样做会使其感到痛苦。患者对精神科复诊依从性很高，很少缺诊；一旦医生不在岗（如休假），患者的病情则会恶化。

患者自青春期起即存在自伤行为，并在婚姻冲突和创伤闪回期间加重。患者报告称，自伤后可获得短暂的主观缓解并改善自我调节，但痛觉感知也会减弱。患者还报告存在慢性解离症状，包括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回忆童年经历；以及躯体性解离，例如在到访与早年虐待相关的地点时诱发感觉异常。

基于纵向临床评估，患者的初步诊断包括复发性抑郁障碍、C-PTSD和BPD。

▶ 诊疗经过

2020年9月，患者首次接触精神科即住院治疗，其间病情逐渐改善，包括日常活动恢复、攻击性降低、社会交往能力提升及自杀意念减轻。6周后，患者在使用舍曲林、曲唑酮、利培酮的情况下出院，并开始接受规律的精神科及心理治疗复诊，但用药依从性不稳定。

次年，患者开始酗酒，一是受到其丈夫饮酒习惯的促成，二是用于应对婚姻冲突和非自愿的性接触所造成的痛苦。酗酒也导致患者冲动行为的发生频率增加，尤其是自伤行为和自杀企图。

2021年年中，患者从急诊科外走，随后大量吞服药片并饮酒，随即入院治疗4周。其间患者出现拒食，予肠内营养。药物治疗方案调整为舍曲林、利培酮、安非他酮、氯硝西泮等。出院后，焦虑和抑郁症状、间歇性自伤及波动性的自杀意念仍持续存在；曾尝试使用锂盐以降低冲动性，但因过量使用锂盐的潜在风险而暂时停用。

2021年8月至9月期间，患者参加了一个日间治疗项目，接受静脉艾司氯胺酮治疗（0.3-0.5 mg/kg，每周2次，共8次治疗；每次输注期间及输注后持续监测）。患者病情有所改善，包括自杀意念减轻、精力增加及冲动性降低，但疗效不充分，患者报告主观改善约50%。不良反应包括一过性血压升高和轻度自限性解离。以上疗效和副作用持续时间短，未能转化为长期持续的病情改善。患者的社会心理脆弱性及维持期药物治疗依从性不稳定可能也有影响。

随后一年内，患者出现多次症状加重，与婚姻冲突（丈夫不忠及酒药依赖）、支持系统不稳定（尤其是来自母亲的支持）及治疗连续性中断有关。2022年年中，患者再次入院，接受了为期8周的住院治疗，药物调整为文拉法辛、丙戊酸和利培酮。出院时，患者病情有所改善，但仍持续存在被动死亡观念及针对家庭关系的脆弱性。

随后一年半，患者病情显著波动。其间多次调整治疗方案，包括切换日间治疗项目，以及在死亡风险迫近时短期（少于7天）入院治疗。药物的暂时性短缺导致治疗连续性中断，并诱发症状恶化。

患者还使用了可乐定和普萘洛尔，旨在减轻与自主神经系统高唤醒相关的症状，如噩梦、闪回和交感神经活动增强，但疗效短暂且有限。随后按与先前相同的方案进行了静脉艾司氯胺酮治疗，但对持续性自杀意念或自伤冲动均未产生任何效果。

2023年11月至12月期间，患者接受了7次电休克治疗，因疗效有限且不持久而停用。当时使用的设备是Mecta 5000Q，脉冲幅度范围为0.4至1.0  m/s，平均发作持续时间为12.5 s，最后3次治疗中发作持续时间趋近于0 s。

2024年初，患者再次入院治疗8周，其间接受了4次brainspotting治疗，旨在处理创伤。治疗后，患者病情显著改善，表现为自主性增强，情感调节明显改善，人际沟通能力提高，与其他患者互动良好，言谈内容转向康复与复原力，自杀意念也显著减少。患者报告称，该治疗阶段是其患病以来状态最好的时期，并指出与创伤性记忆相关的情绪负担有所减轻，在婚姻关系中设定界线的能力增强，并首次考虑离婚的可能性。

然而随后数月，患者病情再度恶化。持续存在的心理社会应激因素包括与其子女相关的家庭负担、其伴侣的物质使用、压力感及社会孤立。患者的自杀意念和自伤冲动有所增加，诱因包括婚姻冲突和创伤性记忆被重新激活。

在本机构随访的三年半内，患者还接受了每周一次的拉康学派精神分析。精神分析作为一个见证与承认的空间，有助于对患者的经历进行加工、符号化和整合；其目标并非消除创伤，而是改变创伤所导致的后果。注意到，在患者人生中的两个关键阶段，她的创伤经历均未能从他人处获得充分的理解、确认与承认；这种「未被验证」的体验被认为在其主观世界中显著促进了创伤经验的形成与持续存在。

在减轻患者的被动死亡观念、重建自我形象，以及处理与关系建立和维系相关的主体性特征方面，精神分析干预的疗效有限。然而，患者的自伤行为随后出现缓解，这可能与其在痛苦时刻能够有限度地对自身体验进行言语化表达，以及对自身情绪和整体情感状态获得了更多主体性加工有关。

▶ 转归

2024年3月，患者在过量服药后死亡，距其下一次brainspotting治疗只有5天。

图1. 患者的临床病程

患者的临床病程可总结为：在艾司氯胺酮及brainspotting等干预期间及干预后短期内，曾出现一过性的治疗反应及较明显的病情改善。然而，这些获益最终均难以长期维持，并在疾病慢性化、创伤体验持续存在、支持系统不稳定、反复的人际关系困难（尤其是婚姻关系问题）、服药依从性欠佳，以及将饮酒作为应对方式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逐渐消退。

该患者同时符合C-PTSD与BPD的重要特征。一方面，患者长期存在典型创伤相关症状，包括闪回、解离、情绪高警觉及持续性羞耻感；另一方面，患者又表现出明显的关系不稳定、被抛弃敏感性、自伤行为及慢性自杀风险，这些均与BPD高度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患者的负性自我概念长期稳定存在，而非经典BPD中相对波动的身份认同不稳定。

作者认为，该患者的这一特点更接近ICD-11对于C-PTSD「持续性负性自我概念」的描述。该病例更适合被理解为创伤塑造的人格组织（trauma-shaped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而非彼此完全独立的两个诊断。

该个案值得关注的部分不只是患者最终自杀这一结局，而是其长期治疗轨迹所反映出的系统性的困境。作者指出，患者长期处于「危机-短暂缓解-再次危机」的循环中：通过反复急诊干预和短期住院救急，症状暂时稳定后再次恶化，而缺乏持续、结构化、创伤聚焦且以自杀预防为核心的长期治疗框架。在复杂创伤与人格障碍患者中，治疗连续性本身可能就是核心干预的一部分。频繁更换治疗环境、关系中断及医疗系统碎片化可能进一步强化患者的被遗弃感、无效能感及绝望体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重新审视复杂创伤与人格障碍之间的关系。一部分学者认为，对于部分被诊断为BPD的患者，其核心问题可能并非单纯人格缺陷，而是长期发展性创伤（developmental trauma）所造成的情绪调节及关系功能受损。本项个案再次提示，在面对长期自伤、慢性自杀风险及复杂人际问题患者时，仅从症状学角度进行分类可能并不足够。创伤经历、关系环境及长期照护连续性同样可以深刻影响患者的病程与结局。

作者由此呼吁，应进一步加强创伤知情（trauma-informed）精神医学模式建设，如：

• 更早识别儿童期的长期创伤；

  
  

• 建立长期、连续性的治疗关系；

  
  

• 增加创伤聚焦治疗的资源；

  
  

• 重视慢性自杀风险的专项干预；

  
  

• 减少医疗系统碎片化对患者关系体验的二次伤害。

长期创伤不仅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情绪状态，还可能逐渐塑造其自我认知、人际关系及人格组织方式。对于精神科而言，这意味着治疗目标或许不应仅停留在短期症状控制，更需要建立长期、稳定、创伤知情且具有连续性的治疗体系。只有如此，部分长期处于「危机-缓解-再危机」循环中的患者，才有可能真正获得持续性的康复支持。

本项研究属于单病例报告，结果无法直接推广至所有C-PTSD或BPD患者；此外，个案资料部分依赖回顾性病史及治疗记录，可能存在信息偏倚。由于复杂创伤、人格障碍及慢性自杀风险之间关系高度复杂，目前仍缺乏统一诊断框架及长期高质量随访研究。

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能否「取代」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概念？| 专家视角

2025-12-09

文献索引：Mota, Lucas Reis Alves, Caseiro, Gregório Zalaf, Valente, Lucas Giustra, Felix, Rafaela Biagio, Lovadini, Gustavo Bigaton, Bocchi, Silvia Cristina Mangini, When Trauma Meets Personality and Suicide: A Case Report on Complex PTSD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Case Reports in Psychiatry, 2026, 5469158, 9 pages, 2026. https://doi.org/10.1155/crps/546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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