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芳，郭银树，段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北京妇幼保健院妇科微创中心

子宫内膜损伤宫腔粘连（intrauterine adhesions，IUA）是各类宫腔操作导致子宫内膜基底层损伤、严重缺失后，引发的子宫内膜纤维瘢痕化及宫腔解剖形态失常。IUA患者可表现为月经生理障碍如经量减少、闭经等，或表现为生育功能降低，如不孕、反复流产、胎停育等。近年来，我国不孕患者占育龄女性的比例已由3%升至12.5%，总人数超4000万之多，其中IUA在不孕患者中的占比高达36.6%［1］。这一现状不仅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与家庭幸福，更对国家人口增长及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影响。经宫腔镜宫腔粘连分离子宫腔整复手术（transcervical resection of adhesions，TCRA）是目前治疗IUA的标准术式，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妇科内镜学组组织国内专家先后出台了《宫腔粘连临床诊疗专家共识》《宫腔粘连子宫腔整复手术质量控制》等规范性文件指导临床实践［2-3］。然而，由于重度子宫内膜损伤与缺失、创面炎症反应等多重因素影响，IUA子宫腔整复术后的疗效仍不尽如人意，再粘连率高达22.2%～62.5%，成为制约IUA治疗效果的“瓶颈”［4-5］。如何降低子宫腔整复手术后创面的相互贴附、减少术后创面的炎性渗出与再粘连形成、加速损伤内膜的再生修复，已经成为提高子宫腔整复手术疗效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各种用于子宫腔创面阻隔与引流装置应运而生，其应用价值也在临床实践中得到验证与检验。本文将聚焦子宫腔整复手术中宫腔适形屏障装置的选择与应用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正确选择使用提供参考。

1  IUA子宫腔整复术后再粘连形成的影响因素

1.1   子宫腔特殊的解剖结构与微环境  正常生理状态下，子宫腔呈倒三角形的立体腔隙，上缘两侧为宫角，下端与子宫颈管相通，宫腔前后壁相贴呈闭合状态。子宫腔被覆完整的子宫内膜，功能层受卵巢激素调控发生周期性增生、脱落；基底层为子宫内膜的再生储备层，不受卵巢激素的影响，具有稳定的增殖与分化能力。在月经来潮、妊娠分娩等生理过程造成功能层内膜脱落后，基底层可通过有序的细胞增殖、迁移与分化完成子宫内膜的修复再生，使宫腔内膜层恢复连续、完整的状态，避免前后壁创面直接接触发生粘连。另外，以M2型巨噬细胞、各类抗炎促炎因子共同参与的免疫稳态、依赖血管生成因子调控的新生血管重建等组成的微环境，在维持细胞增殖与凋亡、细胞外基质（ECM）合成与降解、促修复与抗炎的动态平衡，避免IUA的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6］。

1.2  影响IUA宫腔整复术后创面修复的因素

1.2.1  IUA子宫内膜再生修复困难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子宫内膜的修复依赖于基底层干细胞的完整及局部微环境的稳定。在IUA患者中，子宫内膜实质细胞数量显著减少，功能性干细胞储备下降，即使通过子宫腔整复手术暂时恢复宫腔解剖形态，由于干细胞介导的腺上皮再生障碍，子宫内膜易被无功能的单层上皮替代，创面修复以纤维蛋白沉积为主，且内膜基底层损伤后，会出现巨噬细胞动态极化障碍、细胞自噬缺陷及微血管闭塞导致的血供减少等一系列病理改变，这些均不利于损伤子宫内膜修复再生［7］。目前众多研究致力于开发移植潜在干细胞或祖细胞的方法或增强其向靶组织的归巢能力，其目的是通过细胞重建、调节宫腔微环境实现对子宫内膜的修复；同时各种生物相容性材料的开发，作为细胞支架或助力局部微环境的重建也逐渐成为子宫内膜损伤修复的研究热点［8-9］。

1.2.2  创面炎性渗出加剧IUA形成  与生理周期性子宫内膜破坏伴随的短暂炎症不同，IUA患者的子宫内膜处于持续炎症激活状态。研究发现在机械性损伤诱导IUA动物模型中，炎症先于纤维化发生，且炎症严重程度与纤维化程度正相关［10］；通过抑制转化生长因子‑β1/Smad（TGF-β1/Smad）信号通路、转化生长因子‑β/核因子‑κB（TGF-β/NF-κB）信号通路等炎症通路，可有效缓解IUA小鼠内膜纤维化程度［11］。除IUA本身的慢性炎症环境外，子宫腔整复术中的粘连分离、瘢痕切除等操作，也会激活局部炎症反应，诱发TGF-β1、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BB（PDGF-BB）等参与组织修复的细胞因子大量分泌。研究显示，与子宫纵隔矫治术相比，IUA子宫腔整复术后宫腔渗液中TGF-β1、PDGF-BB等细胞因子浓度显著升高，这些因子可通过刺激成纤维细胞分泌粘连相关因子，加重创面纤维化进程，这些炎症细胞因子的渗出高峰多出现于术后24～72 h，72 h后这些细胞因子水平逐渐平稳［12］。

综上，在IUA宫腔整复术后隔离宫腔创面，及时引流创面炎性渗出同时改善创面修复微环境，对降低子宫内膜纤维化、预防再粘连，提升手术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2  子宫腔整复术后阻隔创面贴附与引流炎性渗出的措施

2.1  传统宫内节育器（intrauterine device，IUD）  自1966年Polishuk首次将IUD用于预防TCRA术后的再粘连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临床实践，不乏研究者将TCRA术后放置IUD 2～3个月作为预防再粘连的方案之一。理论上，IUD 可通过物理屏障作用隔离宫腔，减少创面接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再粘连风险。研究表明，对于轻中度IUA患者，TCRA术后放置IUD的月经恢复率可达70%～80%，术后妊娠率为30%～40%，但在重度IUA患者中，总体月经改善率仅为 47%，临床妊娠率更是低至22.5%［13-15］。分析其局限性主要包括：IUD无生物活性，仅能发挥机械性隔离作用，且有效隔离面积有限；IUA患者子宫内膜较薄，IUD置入后易被纤维素包裹，嵌顿风险较高，将增加子宫内膜二次损伤风险；长期留置IUD可能加重宫腔局部炎症反应，降低子宫内膜容受性。因此，IUD并不符合子宫腔整复术后预防再粘连的要求。

2.2  Foley导管球囊（Foley balloon，FB）  Foley导管球囊以尿管球囊为主体，在50余年前开始被用于预防诊刮术后IUA形成。该装置取材便捷，囊体呈球形，可作为机械屏障隔离子宫腔，防止创面相互贴附；同时，囊体顶端开放的中心通路可引流宫腔内残留积血积液，减少炎性渗液的积聚。Zhang等［13］研究发现，与单独使用IUD相比，FB联合IUD预防再粘连的效果更优，可降低中度粘连患者的复发率，提高妊娠活产率。Yang等［16］研究显示，术后放置FB后7、14、28 d的粘连复发率分别为36.8%、55%和20%，放置28 d的预防效果更显著，但另有研究发现，随着放置时间延长FB球囊表面细菌培养阳性率明显升高，不利于创面修复［17］。此外，FB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粘连复发率，但仍存在明显缺陷：材质为惰性橡胶，生物相容性欠佳，可能诱发异物反应、宫腔感染、子宫颈机能不全等并发症；球囊形态呈偏心性，与宫腔解剖形态不匹配，无法阻隔宫角创面贴附，而宫角部位的再粘连率往往高于其他区域［18］，因此Foley导管球囊并不能起到有效阻隔创面的作用。

2.3  COOK 球囊  COOK球囊是依据子宫腔形态设计的硅胶制品，其子宫支架形态与宫腔契合，且体积小巧。研究证实，COOK球囊凭借三角形外形，能更紧密地贴合宫腔内壁，从而增强创面阻隔与防粘连效果［19］。Myers等［20］研究发现，相较于Foley球囊，三角形COOK球囊可减少对子宫壁的压迫，降低因置入装置导致的组织坏死风险。国内研究显示，TCRA术后放置COOK球囊组的宫腔粘连复发率低于IUD组（12.3% vs. 27.3%），且改善月经有效率显著高于IUD组（84.6% vs. 70.0%）［21-22］。但COOK球囊仍存在局限性：虽能通过形态适配实现创面阻隔，但缺乏宫腔创面渗液引流通道，不能引流炎性渗液，也不具有宫腔灌注通道，不能实现防黏连类物质与促进子宫内膜再生修复制品的宫腔灌注。

2.4  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  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是针对预防子宫腔整复术后再粘连的需求，研发的子宫腔适形防粘连屏障装置，该装置克服了传统装置在阻隔、灌注及引流方面的局限性，兼具“全面阻隔创面-引流炎性渗液-精准药物灌注”作用，且囊体采用高分子医用膜材料制成，具备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经临床实践验证，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在子宫腔整复术后宫腔再粘连的预防中疗效确切，优于传统宫腔屏障装置。

3  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的综合优势与临床应用

3.1  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的结构特点  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主要由防粘连胀缩囊、防漏定位囊及中心管体三部分组成，中心管体作为装置的支撑，上端外围配有宫腔防粘连胀缩囊，该胀缩囊充液膨胀后，可形成与宫腔相似的外形，中心管体上下两端分别设有第一、第二通液口，两通液口相互连通，经该通液通道，一方面可向宫腔灌注防黏连类物质与促进子宫内膜再生修复制剂；另一方面可引流宫腔积血及创面炎性渗液，减少局部炎症刺激。中心管体下段对应子宫颈部位设有防漏定位囊，该定位囊膨胀后可紧密贴合颈管内壁，有效封堵灌注药液避免外渗，解决了传统液态药物干预后流失导致疗效削弱的痛点。

3.2  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的“适形”优势  不同于Foley导管球囊的偏心性以及COOK球囊的固定三角外形，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的防粘连胀缩囊大小可依据宫腔容积进行调节，膨胀后全面覆盖宫腔创面，尤其可对宫角等传统防粘连装置难以触及的部位形成有效阻隔。Zhu等［23］开展的临床研究纳入150例中重度IUA行TCRA术患者，其中76例试验组放置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74例对照组术后放置FB。三维超声检查清晰显示，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在宫腔内适配性良好，可有效分离宫腔壁与双侧宫角，术后粘连复发率低于FB组（25.0% vs. 35.1%），其在重度IUA患者中，减少再粘连发生率更为显著（29.5% vs. 53.6%），体现了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的“适形”优势。

3.3  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联合自体富血小板血浆修复   随着自体富血小板血浆（platelet-rich plasma，PRP）在促进子宫内膜再生修复中的应用深入，发现其在减少创面炎症、促进微血管重建及促进内膜增殖中疗效确切。但由于子宫腔为非密闭结构，PRP灌注时易出现外溢，不可避免地导致疗效降低［24］，有效进行PRP灌注并减少外溢等问题受到临床关注。Shen等［25］开展的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纳入123例中重度IUA患者，均于TCRA术后均放置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通过球囊通液口将4 mL PRP精准灌注宫腔创面，灌注后通过充盈子宫颈防漏定位囊，避免了PRP渗漏的发生，结果显示重度IUA患者术后再粘连率仅为20.6%，显著低于文献报道的22.2%～62.5%，体现了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在药物灌注方面的优势。

3.4  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收集引流宫腔渗液的作用      鉴于子宫内膜损伤修复中炎症反应在再粘连形成及对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影响，有效地引流TCRA术后宫腔渗液并进行成分分析，对于IUA的诊治具有重要意义。沈明虹等［26］对30例中重度IUA患者实施TCRA术后，宫腔放置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并外接引流袋，可实现对宫腔创面渗液的充分引流，并通过收集宫腔渗液进行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影响术后再粘连形成的关键细胞因子，为优化治疗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

3.5  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用于子宫腔创面压迫止血      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除用于预防 IUA 整复术后再粘连外，还可用于子宫腔创面的压迫止血。由于子宫内膜基底层血供丰富，且缺乏黏膜下肌层，在多发黏膜下肌瘤切除、宽大子宫纵隔矫治术、瘢痕妊娠大出血等手术中，常因创面深、范围大导致出血凶猛，难以控制。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具有良好的舒展性，最大可容纳80 mL液体，在子宫腔大出血时及时置入，可通过快速充盈实现压迫止血；血止后可逐步放出多余液体，继续留置以预防粘连，实现“一物多用” 的临床价值。

4  小结与展望

子宫内膜损伤宫腔粘连子宫腔整复术后，再粘连的高发生率是由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选择合适的宫腔屏障装置是预防再粘连的重要环节之一［27-28］。传统宫腔屏障装置难以同时满足“阻隔创面、引流炎性渗液、精准灌注”的综合需求，临床应用受限。宫腔适形球囊屏障装置针对术后再粘连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设计，整合了全面阻隔、引流、灌注给药及止血等多重功能，在临床应用中展现出显著优势，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未来，随着材料科学与生物医学工程的发展，宫腔屏障装置将继续向“个体化适配、功能复合化”方向发展，以进一步提升 IUA 的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生殖预后［29-30］。

参考文献略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陈芳：初稿撰写；郭银树：文章结构设计、参考文献整理与校对；段华：指导和修改、终稿审阅及确认

来源：陈芳，郭银树，段华.子宫腔整复手术宫腔适形屏障装置的选择与临床应用［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26,42(3)：277-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