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心血管疾病、慢性肾脏病与代谢性疾病的共病问题，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挑战。三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通过复杂的病理生理机制相互促进，形成恶性循环。

回望医学发展历程，我们曾经历一个“分科而治”的辉煌时代。心脏科专家潜心钻研“泵与管道”，肾科医生专注于“水库与下水道”，而内分泌科医生则精密调控“能量代谢”与“激素平衡”。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分工，曾将无数生命从死亡边缘拉回。然而，随着医学理念的革新与医疗技术的进步，这种模式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它擅长修复孤立的“点状故障”，却难以应对整个“机体系统”的崩盘。

今天，我们正置身一场“共病时代”的浪潮之中，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常人的2～4倍；慢性肾脏病患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并非肾衰竭本身，而是心血管事件；超80%慢性肾脏病患者同时患有高血压……这绝非偶然的巧合。日益增多的临床证据揭示，它们在病理生理上深度交织，互为因果，构成一个复杂的恶性循环网络。2023年，AHA正式提出“心血管-肾脏-代谢（CKM）综合征”这一整合性概念，标志着慢病管理理念从“以单一器官为靶点”向“以整体机能为中心”的系统性思维的根本性转变。

进入2025年，CKM综合征研究迎来了爆发式进展，多项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刷新了我们对疾病负担的认知，基础研究揭示了新的关键致病轴与生物标志物，而基于全新证据的药物治疗策略与多学科管理共识则相继出台，共同指向一个目标：打破学科壁垒，通过早期干预与整合管理，阻断CKM综合征进展链条，改善患者远期预后。本文系统梳理2025年CKM综合征研究领域在流行病学、基础研究、干预靶点及临床诊疗方面的核心进展，以期为临床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2025年流行病学研究不仅量化了CKM综合征相关疾病的巨大负担，更精细地刻画了从代谢异常到终末器官损害的动态演进过程，为风险分层和精准预防提供了数据基石。

1.代谢综合征的高患病率及其深远影响

西班牙SIMETAP研究发布的数据为理解CKM综合征起点——代谢综合征提供了重要参考。该研究显示，在成年人群中，经性别和年龄调整后的代谢综合征患病率高达36.0%，其中男性（39.8%）高于女性（33.5%）。更为关键的是，研究首次清晰划分了“病前代谢综合征”（21.5%）与“病态代谢综合征”（14.5%）两个阶段。前者指仅符合代谢综合征生化标准但未确诊心血管或肾脏疾病；后者则已合并相关临床疾病。这一划分具有重大临床意义，它将一个静态的诊断标签转化为一个动态的风险连续谱。研究发现，不同阶段关联的核心风险因素截然不同，病前状态的独立关联因素主要集中在内脏脂肪堆积的相关指标，如高脂质蓄积指数、高内脏肥胖指数、高脂肪肝指数和高腰围身高比。这表明在疾病临床前期，腹部肥胖及其引发的代谢紊乱是驱动系统向疾病状态演进的核心引擎。而一旦进入病态阶段，独立关联因素则转变为高血压、心力衰竭、心房颤动、慢性肾脏病和蛋白尿等终末器官损害标志。这证实了高血压是连接代谢紊乱与心肾损害的关键桥梁。该研究还警示，近2/5代谢综合征患者已处于中、高或极高慢性肾脏病风险中，而4/5患者处于高或极高心血管风险中。

2.CKM综合征的高危态势与分期风险

全球疾病负担在CKM综合征领域分布不均，亚太地区形势尤为严峻。2025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基于2010年中国慢性肾病国家调查及2019年第六次中国慢性病与风险因素监测数据，结果显示，中国成人总体CKM综合征患病率从2010年的77.1%上升到2019年的83.7%，其中，晚期CKM综合征人群比例由2010年的6.3%增长至2019年的10.1%，显示心血管疾病及慢性肾脏病的负担加重，也提示疾病进展风险持续升高。研究提示，CKM综合征患病率已居高不下并持续上升，应整合心血管、肾脏、代谢性疾病等慢性病联动防控，推动形成早期筛查、早期干预、多学科协作的慢性病综合管理体系。

另一项研究通过对中国三大人群队列分析，深入探讨CKM综合征在不同人群中的流行病学特征，平谷研究对4000名年龄在25～75岁之间参与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CKM综合征患病率呈年龄依赖性增长，45岁以下人群中，3~4期仅1.5%；≥65岁人群中，3~4期患病率升至50.4%。CHARLS研究覆盖17,500名45岁以上居民，数据显示，45~64岁人群3~4期患病率13.0%，≥65岁人群达37.5%；性别分布显示，男性发病风险更高。3B糖尿病队列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趋势，在该研究中，所有参与者均为2型糖尿病患者。数据显示，<45岁、45~64岁、≥65岁人群的3~4期患病率分别为8.9%、28.9%、78.8%，显著高于普通人群。且男性患病率较女性高。以上研究结果表明，CKM患病率随着年龄增加显著上升，尤其是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CKM高风险阶段患病率明显较高。研究揭示了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疾病背景下CKM流行趋势，提供了较为全面的CKM综合征流行病学数据，为我国CKM综合征防治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项来自中国台湾的大型回顾性队列研究量化了CKM分期灾难性风险，研究分析CKM综合征各阶段的流行情况，及其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显示，CKM综合征与全因死亡、CVD死亡和ESKD风险显著相关，且与0期相比，1～4期全因死亡风险增加33%（HR 1.33），CVD死亡风险激增181%（HR 2.81），而进展至ESKD的风险更是飙升超过9倍（HR 10.15）。这些数据强烈呼吁，必须将防治关口大幅前移至代谢异常和亚临床损害阶段。

3.CKM综合征相关死亡风险和性别差异分析

一项研究系统分析了美国CKM综合征各阶段相关死亡风险，结果显示，经15年校正的心血管死亡率累积发生率为：0期5.5%，1期5.7%，2期7.9%，3期8.7%，4期15.2%。15年时，CKM 4期和0期的绝对风险差为9.6%，风险比为3.88。CKM 0期和4期在15年时的生存差相差5.6个月。这也提示CKM综合征分期越高，心血管死亡风险越高。

另一项研究对美国过去30年间CKM综合征的患病率和死亡率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CKM综合征患病率在男性和女性中均呈上升趋势，但男性3期CKM患病率增幅显著高于女性，死亡风险分析结果显示，CKM综合征各阶段的死亡风险与CKM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女性在所有阶段的死亡风险均较男性高（1.24-3.33 vs. 0.85-2.60），这种性别差异突显了女性在心血管疾病和慢性肾脏病交叉背景下的更高死亡风险，提示我们，男性与女性的不同风险性别差异是CKM综合征不可忽视的因素。

来自全球疾病负担（GBD）数据库的一项研究，通过检查人群的CKM关键组成部分，包括高BMI、糖尿病、CKD、房颤和房扑、下肢外周动脉疾病、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量化CKM综合征的全球负担。结果显示，CKM综合征各关键组分中，CKD患病率最高，影响人数达6.74亿。从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来看，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是CKM综合征相关负担主要贡献者，其次是高BMI和糖尿病。研究描绘了CKM综合征对全球健康的重大挑战，展现了全球CKM综合征疾病负担现状、变迁和未来趋势，为制订科学防控方向和策略提供了关键依据。

4.从儿童BMI变化看中年CKM综合征：36年前瞻性队列研究

一项36年前瞻性队列研究，使用“汉中市儿童高血压研究队列”，对1997名6-18岁的参与者随访36年，按BMI变化分为持续正常、新发超重、持续升高、降低，多变量回归分析BMI变化与CKM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新发超重组中晚期CKM风险更高（OR=5.19和6.70），但成年期BMI恢复正常后风险降低（OR=0.75和1.14）；新发超重组在CKM各成分（如左心室功能、肾损害、蛋白尿、代谢异常）风险更高，但成年期BMI正常化后风险降低。这表明，儿童期至成年期BMI增加与CKM风险增加相关。儿童期BMI升高若在成年后得到缓解，与BMI持续正常表现出相似的风险，这提示了早期减重可显著降低中年CKM风险，强调了在儿童期进行肥胖早期管理的重要性。

CKM综合征强调代谢紊乱、肾脏疾病和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2025年基础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传统病理机制的理解，更拓展了CKM综合征器官交互维度，并发现了新的关键调控靶点。

1.核心病理生理网络的绘制

当前研究共识认为，CKM综合征由多重相互作用机制推动。最常起源于脂肪组织过多、功能障碍，与功能失调的脂肪组织相关的多种病理过程，导致胰岛素抵抗并最终导致高血糖。炎症、氧化应激、胰岛素抵抗和血管功能障碍被强调为导致代谢危险因素发展、肾脏疾病进展、增强心肾相互作用和心血管疾病发展的核心过程。

2.“心-肾-肝-代谢”交互模型的提出

2025年最具突破性的理论进展之一，是创新性提出 “心-肾-肝-代谢”四轴交互模型。相较于欧美指南，该模型将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置于核心地位。肝脏作为能量代谢的中枢器官，往往是全身胰岛素抵抗最早发生的部位。脂肪肝不仅是一个独立的肝脏疾病，其伴随的脂毒性、炎症因子释放和肝源性激素紊乱会直接加剧全身炎症状态，损害血管内皮功能，并可能通过“肝-肾轴”、“肝-心轴”等途径促进肾脏损伤和心肌细胞损伤。这一模型的建立，要求临床医生在评估CKM综合征风险时，必须将肝脏健康纳入视野，实现了管理版图的关键性拓展。

一项关于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和慢性肾脏病（CKD）共存的人群队列研究，结果发现，与单纯MASLD或CKD相比，MASLD和CKD“双重负担”人群患心脏代谢多种疾病的风险增加，冠心病和心力衰竭也增加【肥胖（77.6%）、高血压（77.5%）、血脂异常（67.0%）、2型糖尿病（49.7%）此外，冠心病（19.8%）、心力衰竭（13.3%）和COPD（9.6%）也显著高于其他分组】。MASLD和CKD的共病是10年全因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在伴有晚期肝纤维化和CKD高风险个体中观察到死亡风险逐步增加，提示在MASLD患者中，晚期肝纤维化而非单纯肝脏脂肪变性，是驱动与CKD协同增加死亡风险的核心因素。

3.新发现的独立危险因子与干预靶点

残余胆固醇（RC）：一项研究为CKM脂质代谢机制增添了重要拼图，该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研究的大规模数据，首次系统证实RC是CKM综合征发生与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RC是指富含甘油三酯的脂蛋白（如极低密度脂蛋白、乳糜微粒）经脂解后形成的胆固醇残留颗粒，具有更强的致动脉粥样硬化潜力】。研究发现，随着RC水平升高，CKM早期患病率下降，而中晚期患病率显著上升。RC水平与晚期CKM风险呈显著正相关。更重要的是，在基线无心血管疾病的0~3期人群中，高RC水平能独立预测9年内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研究填补了RC在CKM综合征中作用的证据空白，提示在传统血脂管理之外，RC可能成为一个新的风险预警指标和潜在干预靶点，为极早期防控提供了新思路。

葡萄糖处置率（eGDR）和全身炎症反应指数（SIRI）：一项探讨eGDR和SIRI联合分析与CKM 0~3期死亡风险关系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eGDR和SIRI均是全因死亡独立风险因素。eGDR每增加1个单位，全因死亡率降低10%；SIRI每增加1个单位，全因死亡率增加16%，联合分析显示，低eGDR和高SIRI患者表现出最高的全因死亡和CVD死亡风险。研究揭示了CKM综合征早期阶段中eGDR和SIRI与死亡率之间的关联，为临床提供了新的诊断思路，有助于提高CKM综合征早期诊断和干预水平。

氧化平衡分数（OBS）：CKM病理生理学涉及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其中氧化应激起着关键作用，OBS是一个整体指标，由20种饮食和生活方式（包括16种营养素和4种生活方式因素）成分计算得出，反映氧化/抗氧化平衡。同时，作为整合了15项抗氧化指标与5项促氧化指标的综合性评估参数，可精准量化个体氧化应激水平。一项研究系统分析了OBS与CKM分期相关性，并探讨了OBS对CKM死亡结局的预测价值，同时构建了OBS机器学习模型，验证了OBS可作为CKM综合征风险分层的工具，明确了氧化应激在CKM分期及死亡风险调控中的关键作用。填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为临床CKM的评估和干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依据。

生物标志物在CKM综合征的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中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求超越传统CVD风险因素的评估方法，以更精准地预测CKM综合征的CVD风险，并不断探索可能增强这一评估的新型风险标志物，如TyG-BMI指数（甘油三酯-葡萄糖-体重指数）、FGF23（血清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3）、Midkine（中期因子）、TLR（身体总水分/瘦体重比值）等，应加强对这些标志物在临床应用中的研究，以提高CKM患者的管理水平。

基于对病理机制的深入理解，2025年的研究进一步验证和探索了多个具有多器官保护效应的药物靶点，联合治疗成为主流策略。

关于CKM综合征药物治疗研究进展，既往指导临床实践的是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AHA）《心血管-肾脏-代谢健康：主席建议》和《CKM的科学依据及临床管理：科学声明》。2025年，多部重磅专家共识的发布，标志着CKM综合征管理从理论构想全面走向临床实践标准化。由我国专家学者制定的《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患者的综合管理中国专家共识》和《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管理专家共识》，同时预发布的《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多学科协同筛查与管理亚太专家共识》，从CKM综合征管理目标、管理路径和不同分期管理侧重点和药物管理等多方面进行了明确和推荐。

1.诊疗理念的转变：从“专科孤岛”到“多学科整合”

CKM综合征的管理目标以预防或延缓心肾疾病发生和发展为目标，凸显心肾共治理念。1～3期侧重预防心血管疾病事件，4期侧重CKM背景下的心血管疾病管理，且在所有分期中，跨学科管理和将不良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纳入管理模型是CKM预防和管理的首要考虑因素。同时，要整合心血管、内分泌、肾脏、营养、药学、健康管理等多领域专家，为患者制定一体化、全程化的管理方案。这要求临床医生具备“全域思维”，将患者视为一个整体而非单一器官的集合。

2025年发表的一篇重要综述系统论证了联合治疗在CKM管理中的核心地位。文章指出，针对CKD的病理生理网络，包括代谢紊乱、血流动力学异常、炎症与纤维化，需要多管齐下的“支柱疗法”。该综述强调，药物机制存在互补，联合使用可产生叠加甚至协同保护效应。例如，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与非甾体类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ns-MRA）联用，不仅能增强心肾保护，还能减轻后者可能引起的高钾血症风险。这种以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抑制剂为基础，联合SGLT2抑制剂、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和/或ns-MRA并协同降脂治疗的“五驾马车”疗法模式，正成为中高危CKM患者的标准治疗方向。

2.标准化临床路径：筛查、分期与风险评估

应进行全生命周期筛查及管理，尤其从生命早期开始，关注儿童和青少年健康风险因素。推荐使用PREVENT方程等风险评估工具，纳入eGFR、ACR、HbA1c等新危险因素，以提高风险评估的准确性。

CKM综合征正经历一场从概念共识走向实践整合的革命。2025年的流行病学数据警示我们疾病的普遍性与严峻性，基础研究通过揭示“心-肾-肝-代谢”四轴交互和残余胆固醇等新靶点深化了我们对疾病本质的理解，临床研究则确立了以RAAS抑制剂、SGLT2抑制剂、GLP-1RA、ns-MRA和降脂治疗为核心的联合治疗为改善预后的基石。而多部专家共识的颁布，为打破学科孤岛、实施全周期综合管理绘制了详细的路线图。

未来，CKM综合征研究与管理仍面临挑战：如何进一步精准识别超早期高危个体？如何优化不同分期、不同人群的个性化联合治疗方案？多学科协作模式如何在现有医疗体系中有效运行？如何通过卫生政策将成功的社区管理模型推广普及？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研究者、临床医生、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和信息技术专家持续携手。可以确信的是，随着更多循证医学证据的积累及AI等新技术的赋能，以“整合”与“预防”为核心的CKM管理新时代已经开启，并最终将引领慢性病管理走向“以患者整体健康结局”为导向的全新模式，同时，也必将为CKM综合征患者带来更精准、更高效、更具人文关怀的健康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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