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瀚元,
硬脑膜对维持脑组织内环境稳定具有关键作用。其缺损可导致脑脊液漏、颅内感染等严重并发症,因此硬脑膜重建至关重要。自1893 年首次使用金箔修复硬脑膜以来,修复材料经历了从金属、自体组织到生物材料的演进。本文就硬脑膜替代材料的发展史进行总结并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
1. 早期探索阶段
19 世纪末至20 世纪上半叶是硬脑膜修复材料的启蒙与探索时期。推动硬脑膜修复技术发展的最初动力是为了防治当时常见的、且令人束手无策的创伤后
1893 年,Beach 在《波士顿医学与外科杂志》上首次报道了使用金箔作为硬脑膜隔离材料,尝试阻断癫痫的复发路径,这被视为硬脑膜替代材料应用的起点。随后,银箔、橡胶片等材料相继被试用。然而,这些早期尝试大多以失败告终。金属箔片在体内易发生卷曲、移位,甚至对脑组织产生压迫;而橡胶等合成物则引发了强烈的异物反应,导致无菌性炎症或感染,最终被临床淘汰。这一困境在1909 年被打破。
Kirschner在1909年首次提出了使用自体阔筋膜进行硬脑膜修复的构想。次年,Korte成功完成了首例临床应用,标志着自体组织移植时代的开启。自体阔筋膜生物相容性强,无免疫排斥风险,且具备一定的机械强度,迅速成为当时硬脑膜修复的“金标准”。然而,其缺点也同样明显:需要额外的手术切口获取材料,延长了手术时间,增加了供区并发症的风险,且在缺损面积巨大时,可供移植的自体组织量可能不足。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大量颅脑战创伤,硬脑膜修复材料的需求激增,催生了对新材料的探索。1940 年,我国神经外科先驱赵以成教授开发了“干羊膜”,并在
同期,钽箔作为一种惰性金属材料,因其组织反应轻微而被一些学者推荐为硬脑膜替代的过渡材料。但其刚性较强,与脑组织顺应性差,且存在导电、干扰影像学检查等问题,其临床应用价值始终存在争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硬脑膜修复的材料选择主要集中于自体阔筋膜、干羊膜和钽箔。这一阶段的探索,尽管充满了试错的艰辛,但明确了硬脑膜修复的三大核心目标:防止粘连、实现水密性封闭、具备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临床对一种兼具这些优点的“理想型”通用材料的渴望,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
2. 标准化发展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和平时代的到来与工业技术的飞速发展,硬脑膜替代材料的研究进入了系统化、标准化的新阶段。材料科学、灭菌技术和外科技术的进步,共同推动了大量新材料的设计、开发与临床评估。此时期的材料主要沿着两大技术路线演进:不可吸收的合成材料与可吸收的天然生物材料。
2.1 不可吸收合成材料的开发与应用
不可吸收合成材料的研发理念是创建一个永久性的、坚固的屏障,其核心优势在于卓越的力学性能、易于消毒和无限供应。1947 年,有学者引入了聚乙烯薄膜作为硬脑膜替代物,并提出了理想硬脑膜替代品的标准:高抗张强度、易于手术缝合、完全防水、化学生物惰性(不引起组织反应)。这些标准是之后硬脑膜替代材料研发的黄金法则。聚乙烯薄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些要求,迅速得到应用。
20世纪50年代,随着化工产业的繁荣,更多的高分子材料进入外科医生的视野。1955年,Huertas对维纶、尼龙和腈纶进行了系统评估,最终推荐腈纶,因其非生物来源,避免了传播疾病的风险,且易于加工成各种形态。有学者则推广了特氟龙和硅胶涂层涤纶,这些材料表面极其光滑,理论上能最大程度减少组织粘连。
然而,不可吸收合成材料的潜在隐患在于其不可降解性。它们作为永久异物存留体内,尽管早期组织反应轻微,但长期随访发现,部分患者仍会出现慢性炎症反应、纤维包膜形成,甚至可能侵蚀下方脑组织。
在儿童患者中,这些无生长能力的材料还会造成颅骨生长受限。此外,它们与天然组织的机械性能不匹配,以及可能成为感染灶的风险,使得其长期安全性与生物相容性受到质疑。
2.2 可吸收天然材料的探索与发展
与合成材料并行发展的是可吸收天然材料。其设计理念是材料在体内提供临时支架,引导宿主自身组织长入并完成再生,最终材料被完全吸收,无异物残留。这方面的探索始于1940 年代。1944 年,有学者尝试使用人源纤维蛋白膜,结果显示其能有效防止脑膜- 脑粘连。但这种材料制备复杂、成本高昂,且当时难以确保病毒灭活,限制了其广泛应用。
1951 年,
1965 年,Kline 等引入了胶原蛋白作为硬脑膜替代物,开启了胶原基材料的时代。胶原是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具有天然的生物相容性和引导细胞生长的能力。不同来源(牛、猪)和不同加工工艺(海绵、薄膜)的胶原材料被开发出来。然而,早期胶原产品的降解速率和炎症反应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产品因残留免疫原性成分而引发较重的炎症,其性能的均一性和可控性成为争论的焦点。
2.3 可吸收合成材料的兴起
1980 年代,可吸收合成高分子材料开始进入硬脑膜修复领域。1985 年,Maurer 和McDonald报道使用Vicryl 网片成功修复硬脑膜。这种材料可在数月内被完全水解吸收,只引起轻微的炎症反应。它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提供了可控的降解周期;另一方面,其网状结构常被用作胶原等天然材料的增强骨架,促进了复合材料的发展。
1992 年,San-Galli 等报道了胶原包被的Vicryl网片的动物实验结果,证实这种复合结构既保留了胶原的生物活性,又获得了Vicryl 网片提供的初始力学支撑,有效控制了降解过程中的炎症,展现了复合材料的设计优势。
1945~1987 年是硬脑膜替代材料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学者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材料替代,而是致力于开发兼具水密性、机械完整性、易用性(易于缝合/贴敷)和优良生物相容性的“理想材料”。对材料降解行为、炎症反应控制以及长期安全性的关注,为下一个阶段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3. 生物工程与复合材料阶段
这一时期是硬脑膜替代材料发展变革最为深刻、最为活跃的阶段。其发展受到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深刻影响,并受益于组织工程学和再生医学理念的融入,呈现出安全化、功能化与精准化的鲜明特征。
3.1 Lyodura® 事件的警示与材料安全性的提升
1987年,Thadani 等报道全球首例由商品化冻干人硬脑膜Lyodura® 引起的医源性
3.2 动物源性脱细胞基质材料的兴起
为替代风险极高的人源硬脑膜,动物源性脱细胞基质(acellulardermal matrix,ADM)应运而生。其核心技术是通过物理、化学方法彻底去除动物(如猪、牛)组织(真皮、心包、腹膜等)中的细胞成分,仅保留由胶原、弹性蛋白等构成的天然细胞外基质支架。这样既消除了细胞的免疫原性,又最大限度地模拟了天然组织的三维结构和力学性能。
早期的ADM多采用
这促使了无戊二醛交联的新型脱细胞工艺的发展,通过更温和的去垢剂和酶处理,制备出生物相容性更优的ADM。其中,异种(猪/ 牛)脱细胞真皮基质成为主流产品之一,如AlloDerm®(人源,后也有猪源产品)等。大量临床研究证实,这类材料质地柔软、易于裁剪和缝合,能够有效整合并促进宿主成纤维细胞长入和血管化,实现“再生性修复”,其术后脑脊液漏和颅内感染发生率均处于较低水平。
3.3 商品化胶原蛋白基质的多样化发展
在“Lyodura事件”后,胶原蛋白基质凭借其可控制的动物来源(牛、马)和成熟的病原体灭活工艺,迎来了商品化的黄金时期。不同公司通过优化胶原来源、提取方法和结构设计,开发出一系列特性各异的产品,以满足不同的临床场景:
(1)DuraGen®,作为第一代商品化胶原基质,是从牛跟腱提取的Ⅰ型胶原制成的多孔海绵,其最大优点是无需缝合,可直接贴敷于缺损处,遇血或脑脊液后能塑形并黏附。但其初始机械强度较弱,在高压环境下脑脊液漏风险相对较高,适用于低流量漏水的修补或作为“衬垫”使用。
(2)TissuDura®,是一类来自马尾的胶原制成的透明薄膜。它兼具了良好的黏附性、适中的韧性和出色的透明性。术中可以透过材料观察其下方的脑组织或血管,这对于重要功能区的手术尤为重要。长期的临床随访研究(5年以上)显示了其可靠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使其在颅底手术、微创神经内镜手术中广受欢迎。
这些产品的成功,标志着硬脑膜替代材料从“有无问题”进入了“选择优化”的时代,临床可以根据手术部位、缺损大小、脑脊液压力等因素,选择最适配的胶原产品。
3.4 复合材料与功能化改性
单一材料往往难以同时满足所有理想特性,于是复合材料成为必然的发展方向。其设计理念是将两种或多种材料的优势相结合,以弥补单一组分的不足。
早期典范是胶原与Vicryl 网片的组合。此后,更复杂的设计不断涌现。例如,一种名为MVP的三层复合材料,采用双层ePTFE(膨体聚四氟乙烯,力学强度高、组织反应轻)中间夹一层专有的氟弹性体,旨在实现强密封性与抗粘连性的平衡。在可吸收领域,聚乳酸- 羟基乙酸共聚物(PLGA)/
功能化改性是另一大趋势,旨在赋予材料超越单纯屏障的额外治疗功能。最成功的例子是TachoSil®,在胶原海绵的一面共价交联了人类纤维蛋白原和
4. 未来发展趋势
基于当前的研究热点与技术瓶颈,未来硬脑膜替代材料的发展将呈现以下四大趋势:
(1)精准化与个体化医疗。未来的材料将不再是“一种规格适用所有”。而是根据缺损的病因(肿瘤、创伤、先天)、解剖位置(颅底、凸面)、大小,甚至患者的年龄和全身状况进行定制化设计。3D打印技术将在此发挥关键作用,可以打印出与患者颅骨轮廓完美匹配的、具有复杂微观结构的硬脑膜补片。
(2)多功能集成与协同治疗。下一代材料将是“智能的”治疗平台。除了修复功能,它将集成多种生物活性:通过负载抗生素或银离子实现长效抗菌;通过表面改性或释放抗炎药物(如IL-1 受体拮抗剂)来主动抗粘连;通过结合生长因子(如VEGF、BDNF)来促进血管生成或神经修复。更进一步,材料可与可降解颅骨修复材料、神经导管等功能单元一体化设计,实现颅骨- 脑膜- 脑组织的协同修复。
(3)技术融合与微创适配。为适应神经内镜手术、锁孔手术等微创术式,非缝合固定技术将成为标准需求。生物胶水(如纤维蛋白胶、贻贝粘蛋白仿生胶)、可注射温敏/ 光交联水凝胶将是研发重点。这些流体材料可通过工作通道输送,在缺损处原位凝胶化,完美封闭不规则创面,极大提高手术效率和微创程度。
(4)新材料体系的持续探索。研究人员仍在不断挖掘新型生物材料,以寻求更佳的性能组合。蚕丝蛋白因其卓越的力学性能、可控的降解性和良好的透明度而备受关注,已有研究证明其能有效抑制开颅术后的炎症反应。壳聚糖源自甲壳素,具有天然的止血和抗菌活性,其支架结构显示出作为硬脑膜替代物的潜力。细菌
综上所述,硬脑膜替代材料的研发历史可追溯至19 世纪末。其核心驱动力源于临床上对硬脑膜缺损修复的迫切需求。这类缺损可由
在硬脑膜替代材料发展的早期阶段,主要致力于寻找一种理想的“通用型”替代材料,能够同时满足生物相容性、力学强度、防渗漏和抗粘连等多方面要求。在此过程中,包括自体筋膜、动物源性脱细胞基质(如心包)、胶原蛋白基质以及合成聚合物(如聚酯)在内的多种材料被相继开发并应用于临床。然而,随着临床实践的深入和材料科学的发展,研究范式正逐渐转变。未来的研发趋势将更加注重针对特定临床情境的精准化设计,而非追求单一的“万能”材料。这是因为不同病因、部位及规模的硬脑膜缺损,对替代材料的生物学、力学及功能性需求存在显著差异。
未来,硬脑膜替代材料的设计将趋于复杂化与多功能化。可以预见,新一代的硬脑膜移植物将不再是孤立的植入物,而是可能与颅骨修复材料、神经修复支架等协同使用,形成一个整合的修复系统。此外,与生物胶水等非缝合固定技术的结合,将进一步简化手术操作,适应微创化、精细化的手术需求。这些进展将共同推动神经外科修复技术的革新,为应对复杂的临床挑战提供更优化的解决方案。
来源:刘瀚元,姜晓兵.硬脑膜替代材料的发展史及展望[J].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2025,30(10):635-640.DOI:10.13798/j.issn.1009-153X.2025.1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