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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西方乳腺癌患者，我国乳腺癌患者具有独特的临床特征。马力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乳腺癌患者的特征，他指出，中国乳腺癌患者发病年龄更轻，晚期患者占比相对较高，且在肿瘤生物学行为、治疗反应及耐受性上存在本土特异性^[1]，若仅依赖进口药物的治疗模式，难以完全贴合本土患者需求，且中国乳腺癌的诊疗水平也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尽管当前我国乳腺癌系统治疗已形成依据分子分型精准施治的策略，但晚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诊疗仍然存在明显痛点。

在乳腺癌所有亚型中，HR+/HER2-占比最高，约70%^[2]，一线以内分泌+CDK4/6i治疗为主，但耐药问题难以避免，且耐药后治疗选择尚未统一，疗效亟待提升；HER2阳性患者约占15-20%^[3]，一线标准治疗为抗HER2靶向治疗，但近一半的患者可因耐药复发^[4]，既往已有的靶向治疗药物在临床应用中存在一定局限性，仍需探索高效低毒的抗肿瘤选择；TNBC作为侵袭性最强的亚型^[5]，缺乏有效靶点，化疗仍是其晚期患者治疗基石，但整体疗效有限且伴随一定毒性，需要探索新的抗肿瘤手段改善患者预后。

随着中国抗肿瘤药物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的药物创新研发团队聚焦中国患者的临床痛点，实现了从“跟随”到“引领”的关键跨越。马力教授指出，当前乳腺癌领域涌现的博度曲妥珠单抗和芦康沙妥珠单抗是“中国智造”ADC的重要代表药物，其面世为中国的临床医生提供了新的治疗武器，优化了乳腺癌的临床治疗格局。并且其研究成果如KL166-Ⅲ-06研究、OptiTROP-Breast01、OptiTROP-Breast02、OptiTROP-Breast05等多次在ASCO、ESMO等大型国际肿瘤学术会议中亮相，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声音”。

随着中国创新药物陆续实现突破，中国乳腺癌患者的临床选择愈加丰富，创新药物的临床应用也迎来了一定挑战。对此，晁腾飞教授指出，临床医生是创新药物实际应用的核心执行者，在临床实践中应该遵循规范诊疗原则，严格依据药物获批适应证、权威临床指南及患者个体情况规范用药。同时，也需要结合药物不良反应特征，提前构建分层管理策略与处理路径，建立“预防-监测-干预”全流程管理体系，在保障治疗疗效的前提下最大限度降低不良反应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实现“疗效与安全”的平衡。

马力教授则从优化临床路径的角度切入，他建议临床医生在应用创新药物的过程中，推动落实个体化治疗，借助多学科诊疗模式的力量，综合评估患者病理特征、既往治疗情况、药物耐受性、治疗需求等制定个体化方案，避免“一刀切”用药。

此外，从加速临床转化的角度来看，需要进一步推动创新药物的广泛应用，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构建起多中心的真实世界研究体系，收集创新药物在不同年龄、合并基础疾病、多线治疗人群等复杂临床场景中的数据，为其长期应用、指南纳入、医保准入等提供本土证据，实现从“临床试验”向“临床实践”的有效转化。

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创新ADC的应用价值，还需要结合药物特征与患者个体特点，精准定位并拓展获益人群。以博度曲妥珠单抗为例，该药物可有效克服TKI耐药、避免拓扑异构酶Ⅰ抑制剂ADC（如T-DXd）交叉耐药。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探索TKI及ADC耐药机制，挖掘新的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实现“精准筛选获益人群”。

针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晁腾飞教授指出，强强联合的ADC联合治疗策略将是值得深入探索的方向，有望实现疗效的“1+1>2”，激发其在更前线治疗场景和更多样人群中的应用潜力。目前芦康沙妥珠单抗已在HER2阴性乳腺癌领域广泛布局多项Ⅲ期研究，包括MK-2870-010、MK-2870-011、MK-2870-012、MK-2870-032等，旨在探索芦康沙妥珠单抗单药或联合免疫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期待尽早披露更多数据，为临床决策带来新的参考。

马力教授则表示，中国创新ADC作为中国抗肿瘤创新力量的重要代表，未来发展需要立足本土、放眼全球，通过多维度布局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一方面，需以临床价值为导向，持续开展高质量临床研究，激励抗肿瘤创新行业发展，进一步优化肿瘤诊疗格局、提升中国整体诊疗水平；另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全球肿瘤诊疗标准的构建，将中国创新ADC的研发理念、临床数据转化为国际学术成果，推动“中国方案”融入全球乳腺癌治疗体系，为全球抗癌事业作出贡献。

总体而言，以中国ADC为代表的自主创新药物，正在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发展浪潮，随着各大学术会议中捷报频传，中国乳腺癌患者正在迎来更多新的希望。同时也期待中国的临床医生和研究者能够携手全球同道持续深化协作，以中国创新力量为支点，共同照亮全球乳腺癌患者的抗癌之路，共绘人类抗癌事业的光明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