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25日，第13届亚洲临床肿瘤学会联盟（FACO）学术年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以“Collaboration & Innovation in Clinical Oncology in Asia（亚洲临床肿瘤学——合作与创新）”为主题，通过多场深层次与高规格的专题会场，全面展现了亚洲肿瘤学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与临床实践进展。

值此契机，医脉通特邀FACO联盟主席、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李进教授围绕大会主题深意、平台价值、未来规划及青年学者成长等核心问题进行深度解读。

FACO成立于2012年，是由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日本肿瘤学会（JSCO）和韩国肿瘤内科学会（KSMO）共同组成的临床肿瘤学联盟。根据规章制度，FACO学术年会将于三个成员国轮流召开，通常与当地学会的学术年会同步举办。本次大会是第二次在中国召开的独立FACO年会，主题为“亚洲临床肿瘤学——合作与创新”，这一选择与现阶段亚洲临床肿瘤学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

首先，“合作”强调亚洲各国协同开展临床研究的重要性。过去十年间，中国临床肿瘤学的研究成果显著，中国专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关注度明显上升，相关成果多次亮相ESMO和ASCO等顶级学术会议。随着这一系列突破的诞生，我们逐渐意识到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亚洲各国应聚焦亚洲高发肿瘤人群，联合开展面向亚洲患者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集中资源应对区域健康挑战，为亚洲肿瘤患者提供更优秀的治疗方案。

另外，“创新”则呼应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药物研发行业的崛起。我们知道，日本过去在生物制药领域长期领先，而中国医药企业因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导向等原因在全球的排名相对落后。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原研PD-1/VEGF双特异性抗体、抗HER2 ADC、抗CLDN18.2 ADC和CAR-T细胞治疗等创新疗法的问世，我们的药物研发能力逐渐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国产原研药物走向全球，得到更多的认可。

中国研究与中国方案的出海一直是药物研发人员和临床工作者的关注焦点，既往我们主要考虑面向欧美市场的出海，但这一方向存在两个棘手难题：其一是人种差异所带来的疗效与安全性担忧——中国人群有效的产品，对欧美人种是否同样有效？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中国药物在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时往往需要纳入20%~30%的欧美人群，提高了试验的开展难度和沟通成本。其二，中国文化与欧美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产生的认知壁垒大大增加了中国方案的出海难度。

众所周知，中日韩三国的文化背景相似，且日本与亚洲多个国家存在药物监管标准的协同一致性，借助FACO平台联合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不仅可以为中国方案的出海开辟“亚洲路径”，还可以惠及亚洲近20亿人口的肿瘤患者。

基于以上背景，在近期举行的日本JSCO年会中，我带领的CSCO代表团与日韩专家进行了深入会谈，探讨了中日韩联合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可能性。同时这也是本届FACO的核心议题之一，获得了包括JSCO主席Prof. Yoshino在内的多国专家的一致认可。

扩大FACO的参与国家与地区是联盟发展的核心规划之一，正如我今天在开幕致辞中所谈到的，FACO欢迎来自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亚洲国家的参与。在近期召开的CSCO大会上，我们邀请了包括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亚洲地区的多位专家参与，与会专家均表达了中国专家合作开展临床研究的强烈意愿。

如今中国的综合实力正逐步提升，与此同时，我们中国临床肿瘤学界也思考着能否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因此，我们希望FACO未来能够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尤其是积极参与国际临床研究，为更多国家提供学术与科研支持，共同提升亚洲临床肿瘤学的全球话语权。

中国临床肿瘤学界一直注重青年人才的培养，20多年前我刚返回中国时，我国的临床肿瘤学事业基本是一张白纸。在孙燕院士、吴孟超院士、廖美琳教授、管忠震教授、储大同教授等学者的努力与奋斗下，中国临床肿瘤学事业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这一过程中我也受到了各位前辈的栽培与提携，他们的帮助与指引让我始终难忘。老一辈学者珠玉在前，现阶段中国临床肿瘤学界的领军人物——马军教授、秦叔逵教授、于金明院士、吴一龙教授、徐瑞华教授等同样对青年学者饱含期许，多位中青年专家已经脱颖而出。

正因如此，本次FACO大会我们邀请的绝大多数参会者为40~50岁之间的专家学者，大家也能看到会场中充满了年轻的面孔。我们相信，中国临床肿瘤学事业乃至中国的未来，必然要依靠年轻一代。因此，促进中青年专家快速成长，是当前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青年学者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也是世界的成功。在此，我衷心祝愿年轻一代能够脚踏实地继续奋斗，为中国、亚洲、世界的肿瘤防治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