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一群，鲁炳怀等,北京大学中日友好临床医学院，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临床微生物与感染实验室，新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与病原学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鹦鹉热衣原体（Chlamydia psittaci）是一种革兰阴性专性细胞内寄生的人畜共患病原体，人类主要通过吸入含病原体的气溶胶或接触被污染的鸟类排泄物、羽毛而感染[1]。传统检测方法面临诸多挑战，该病原体分离培养周期长、成功率低，难以满足临床快速诊断需求。血清学检测虽然相对简便，但鹦鹉热衣原体与其他衣原体属成员（肺炎衣原体、沙眼衣原体等）在热休克蛋白等抗原决定簇上存在高度保守性，导致抗体交叉反应普遍存在，影响诊断特异度。近年来，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etagenomics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mNGS） 和靶向二代测序（targete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tNGS）技术在难培养或罕见病原体检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鹦鹉热精准诊断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鹦鹉热衣原体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模式，人际间传播病例的报告揭示了其作为新兴公共卫生威胁的潜在风险，对重新认识鹦鹉热传播动力学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将从微生物学角度系统阐述鹦鹉热衣原体的流行病学特征、临床特征、分子检测技术进展、治疗以及疫苗研发现状，旨在为该病原体的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1    分子流行病学和人际间传播

鹦鹉热衣原体可以根据 ompA 基因分为 9 种常见基因型（表1）和 6 种少见的基因型（1V、6N、Mat116、R54、YP84、CPX0308），且不同的基因型有一定的宿主偏好[2-4 ]。在中国，人类感染常见于 A 型、B 型和 E/B 型[5-9]。

在以往的研究中，鹦鹉热的传播方式主要局限于人接触被鹦鹉热衣原体感染的鸟类。1879年，有研究者发表了鹦鹉热的第 1 份病例描述，介绍了 7 例患者中有 3 例死亡的小型流行病事件，并确定了感染源和鹦鹉热衣原体感染的潜伏期并认为该病在人际间不会传播[10]。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鹦鹉热衣原体存在人际传播（图1）。1977 年的 1 次疫情提示鹦鹉热肺炎可能导致院内感染，此次疫情造成了 8 例鹦鹉热衣原体的继发感染，其中 1 例为与感染者接触的同一病房患者；但限于当时的诊断条件，血清学检测未能明确诊断出鹦鹉热衣原体[11]。1997 年的另一项研究也提出鹦鹉热肺炎可能存在医院内人际传播[12]。2002 年日本的 1 次鹦鹉热衣原体感染报道中，1 例29 岁患者接触过长尾小鹦鹉后发展为鹦鹉热肺炎，随后该患者的姐姐也出现了鹦鹉热衣原体感染，但其并未接触过任何鸟类，提示可能发生了人际传播[13]。2011 年，在苏格兰的鹦鹉热疫情中，与鹦鹉热患者接触的 4 名家庭成员和 1 名医护人员也出现了社区获得性肺炎症状，部分患者表现为轻微的流感症状，另一些患者进一步发展为重症肺炎，通过补体结合试验确认感染源为鹦鹉热衣原体[14]，提示鹦鹉热衣原体存在人际传播的可能性。2013 年，在瑞典的鹦鹉热疫情中，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和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方法确认了 1 例病情严重鹦鹉热患者的感染，与该患者接触的 10 人，包括家庭成员、住院患者和医院工作人员也随后发病，其中 8 例患者没有直接鸟类接触史[15]。2020 年，中国山东省的鸭肉加工厂出现了鹦鹉热衣原体的人际间的二次和三次感染传播现象的报道，研究者通过 mNGS、巢式PCR 和定量 PCR 进行检测确认了鹦鹉热衣原体感染，疫情开始时出现了禽-人传播，随后出现了二级和三级人际传播，包括数例无症状携带者和医疗工作者的传播，该研究中一些确诊鹦鹉热衣原体感染的患者没有确定的感染源，提示鹦鹉热衣原体可能存在隐源性传播[16]。 

2    临床特征

鹦鹉热衣原体因其特殊的致病机制可导致全身多系统症状，其中以呼吸系统症状为主，同时可出现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等症状。鹦鹉热起病隐匿，且无特征性症状，平均潜伏期 5～14 d[17]，呼吸道症状可表现为轻症，如发热、头疼、咳嗽、乏力、食欲不振等流感样症状，也可出现危及生命的重症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以及呼吸衰竭等，研究显示轻症和重症鹦鹉热肺炎患者均有发热，但重症鹦鹉热肺炎的体温高峰高于非重症鹦鹉热肺炎，重症肺炎以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等症状多见[18]。

部分鹦鹉热患者可合并神经系统症状，如头疼、头晕、谵妄、共济失调、意识模糊、意识障碍、语言障碍、脑膜炎、癫痫、急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等[19]，最新的研究显示突发性神经性听力损失也可作为鹦鹉热患者的首发症状[20]。因此，除呼吸道症状外，还应重视神经系统症状，当遇到有非典型肺炎并伴有脑膜炎等神经系统症状的患者时，应考虑鹦鹉热衣原体感染的可能[21]。

此外，鹦鹉热患者还可出现肝脾大以及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研究发现饮酒史是鹦鹉热肺炎相关肝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22]，重症感染患者症状常不典型，除重症肺炎外还可出现全身中毒症状、心包炎、心肌炎、心内膜炎、急性肾衰竭、急性间质性肾炎、肾小球肾炎、胰腺炎、黄疸、黑便等症状[23]。

3    分子检测技术

3.1    PCR

PCR 是目前临床上最常用的鹦鹉热衣原体检测手段，相较于微生物培养和血清学检测，PCR 具有较高的特异度和灵敏度，且可以在早期感染中提供准确的结果[24]。近年来，研究表明实时荧光 PCR在检测鹦鹉热衣原体方面具有较大优势[25]。多重定量荧光 PCR 技术可以检测所有衣原体种类，能较好地区分鹦鹉热衣原体和肺炎衣原体[26]。此外，近年来一些基于 PCR 的新技术，如重组酶聚合酶扩增技术[27]、液滴数字 PCR[28]以及基于鹦鹉热衣原体独有未知功能基因中 84 bp 插入/缺失的物种特异性 PCR（Cps-indel84-PCR）[29]，也被用于检测鹦鹉热衣原体感染，为鹦鹉热的诊断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但仍未广泛应用于临床检测。 

3.2    mNGS 和 tNGS

mNGS 是基于二代测序的无偏倚的病原体检测技术，其直接提取临床样本 DNA/RNA 进行高通量测序，通过数据库比对和生物信息学分析，可同时检测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多种病原体，且不受早期抗菌药物使用影响。相较于 PCR，其灵敏度更高[30]，随着近年来 mNGS 逐步应用于临床感染诊断，使用 m NGS 诊断鹦鹉热的报道不断涌现[21 , 31-34]， 目前，由于 mNGS 的广泛应用，鹦鹉热衣原体等非典型病原体的检出有所增加，作为一种不依赖培养且具有较高灵敏度和时效性的技术，mNGS 在早期诊断鹦鹉热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一项纳入 196 篇（566 例病例）鹦鹉热肺炎研究的 Meta 分析显示，87.4%的患者通过痰液、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或血液样本 mNGS 确诊鹦鹉热衣原体感染[35]，显示出巨大的临床诊断价值；此外，mNGS 还可以提供早期诊断，研究显示，使用 mNGS 可以缩短诊断时间，患者可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接受有效的治疗，进一步改善预后[20, 35-37]。

tNGS 作为一种新兴的分子检测方法近年来逐渐进入临床。tNGS 可以分为基于多重 PCR 扩增或探针捕获 2 种类型[38]，tNGS 因其测序通量较小，相比 mNGS 具有更快、更经济的特点。Yan 等[39]使用tNGS 对 6 例未知肺炎患者的肺泡灌洗液标本进行检测，结果均为鹦鹉热衣原体阳性；Yu 等[40]使用tNGS 对 85 例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成功区分出来肺炎衣原体（54 例）和鹦鹉热衣原体（31 例），但目前应用 tNGS 检测鹦鹉热衣原体感染的报道较少，其对鹦鹉热衣原体的实际检测效能仍有待进一步评估。

此外，Ding等[41]使用 mNGS 和 tNGS 均检出了5 例鹦鹉热衣原体，展现出良好的诊断效能；周闳远等[42]对 1 例反复感染鹦鹉热衣原体的患者先后使用 tNGS 和 mNGS 确诊了感染。目前使用二代测序来检测鹦鹉热衣原体的报道不断涌现（图1），但目前仍缺乏针对鹦鹉热衣原体的大样本量的对比mNGS 和 tNGS 与其他检验方法的研究，未来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明确其诊断性能。 

4    治疗

鹦鹉热衣原体无细胞壁，对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天然耐药，目前鹦鹉热衣原体的治疗推荐药物包括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其中四环素类为临床使用的一线药物[1]，如多西环素，疗程为 10～14 d，最长可达 21 d[21 ]。新型四环素类抗菌药物如奥玛环素在鹦鹉热的治疗中表现出较好的疗效，研究显示及时应用奥玛环素治疗可改善预后[43 - 44 ]，为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重症鹦鹉热肺炎的治疗提供了一种新选择[43]。对于禁忌使用四环素类抗菌药物的患者（孕妇和 8 岁以下儿童等），通常使用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阿奇霉素和红霉素等）进行治疗[45 ]。

喹诺酮类抗菌药物目前也常用于鹦鹉热肺炎的治疗，但疗效存在争议，一些研究显示部分患者使用喹诺酮类药物后获得了较好的效果[23]，但另一些研究显示其效果不如四环素类药物，例如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显示 122 例鹦鹉热患者中，有 58 例（47.5%）最初接受氟喹诺酮类药物治疗，但其中 40 例（69.0%）治疗失败；相比之下，四环素类药物的治疗有效率达 95.7%（66/69），高于喹诺酮类的 31.0%（18/58）[46]，因此在无四环素、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禁忌的情况下，建议临床上应慎用喹诺酮类药物。

此外，最近的研究表明一种天然蒽醌衍生物大黄酸也对鹦鹉热衣原体表现出较高的抗菌活性，它可以通过阻断衣原体黏附到宿主细胞、网状体到原体的分化和激活细菌自噬，在动物实验中，其效果与多西环素治疗相当[47]，有望成为一种有潜力的新型抗衣原体药物。 

5    疫苗研发

近年来，亚单位疫苗因其安全性高且可靶向特定抗原而备受关注，衣原体亚单位疫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要外膜蛋白（major outer membraneprotein, MOMP）[48]和多形外膜蛋白[49]，这些蛋白被认为是关键的疫苗候选抗原。MOMP 在衣原体外膜中含量丰富且在衣原体表面暴露，因其高度免疫原性和部分保守的结构特点，能够诱导强效的体液和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是最具潜力的抗原之一[50 ]。

然而，一些研究发现 MOMP 的免疫效果高度依赖于佐剂的使用；如果缺乏适当的佐剂，其免疫诱导能力可能显著降低[51]。

多形外膜蛋白是一种很有疫苗研发前景的标志物，它是一簇表面暴露蛋白，具有高度保守的区域，与早期衣原体感染有关，在衣原体黏附和入侵宿主细胞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能够激发强烈的T 细胞应答，尤其是 Th1 型免疫反应，鹦鹉热衣原体中富集的多形外膜蛋白包括 6 种亚型（A、B/C、D、E/F、G/I 和 H）[11]。研究表明多形外膜蛋白 17G具有黏附特性，可作为黏附素，并通过识别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在鹦鹉热衣原体感染期间激活细胞内细菌内化。Liu 等[49]发现重组鸭源病毒载体多形外膜蛋白 17G 疫苗可诱导针对鹦鹉热衣原体的免疫球蛋白 G 抗体和淋巴细胞增殖持续存在，与 MOMP疫苗产生的免疫相比，接种动物的肺部和咽喉病变明显减少，细菌清除率增强；Li 等[52]的研究显示以霍乱弧菌膜囊和壳聚糖凝胶为佐剂的多形外膜蛋白 G 和 MOMP 的组合疫苗可以在鹦鹉热衣原体感染后对呼吸系统和生殖道提供全面保护。其他蛋白如包涵体膜蛋白[53]和鹦鹉热衣原体质粒编码的糖蛋白 3[54]也显示出良好的免疫原性，可能作为辅助抗原增强疫苗效果。

此外，信使 RNA 疫苗技术也为鹦鹉热衣原体疫苗研发提供了新思路。该技术通过递送编码目标抗原的信使 RNA 至宿主细胞，在体内翻译成抗原蛋白并诱导特异性免疫应答。信使 RNA 疫苗具有设计快速、生产灵活、免疫原性强且无需病原体培养等优势，其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中的成功应用为其他病原体疫苗研发提供了参考模板。目前最新研究显示，针对 ompA 基因型 A 多表位抗原的信使 RNA 疫苗在虎皮鹦鹉动物实验中展现出对鹦鹉热衣原体的部分保护效果[55]。与针对鹦鹉热衣原体的 DNA 疫苗相比，信使 RNA 疫苗在减轻临床症状和肉眼可见病变方面表现更佳，并能降低肺部和肝脏中的衣原体载量，但对病原体排泄水平的控制效果有限。然而，目前的研究未深入评估细胞免疫反应，疫苗的确切保护机制仍不明确。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优化信使 RNA 疫苗，并探索临床应用的可能，为控制鹦鹉热的传播提供有效的预防手段。 

6    总结

鹦鹉热衣原体是一种宿主范围广泛的人畜共患病原体，目前全球鹦鹉热衣原体感染的病例数可能被大大低估。全球散发性鹦鹉热患者误诊率高达 50%～80%[56]，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报告，自 2018 年以来，美国每年鹦鹉热病例不到 100 例；病例数被低估的原因可能是无症状传播、医生对人际传播潜在风险缺乏认识以及临床和实验室检测等问题[57]。此外，Cong 等[58]在中国西北部进行了调查，发现市场中养殖的鸡、鸭和鸽子的鹦鹉热衣原体感染率分别为 13.32%、38.92%和 31.09%，因此应重视人群中鹦鹉热衣原体的隐源性感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鹦鹉热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在人际间传播，甚至可以三级人际传播[16]，提示鹦鹉热衣原体应被视为一种高危病原体。对于高危人群（禽类饲养者、动物园工作者、宠物店工作者、屠宰场工人、野生动物研究者等）的感染筛查，鹦鹉热衣原体应被纳入重点筛查的一部分。随着对鹦鹉热衣原体感染的逐渐重视以及新型检测手段和药物的兴起，鹦鹉热衣原体感染的预防和诊疗定会迈上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略。

来源：华西医学 2025 年 8 月第 40 卷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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