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 婧，秦 飞，李 敏，潘漪莲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上海市胚胎源性疾病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健康医学院

作为胎儿发育物质和能量的来源，孕妇的营养状态与胎儿生长发育密切相关[1]。营养不良不仅包括营养不足，还包括营养过量和营养的不平衡[2]。孕前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是体现孕妇基础营养状况的指标，而孕期增重则是评价孕期营养状况的重要指标。母体与胎儿的健康息息相关，大量研究表明孕前体重指数孕期增重和新生儿出生结局（如巨大儿、低出生体重、早产、窒息）有关[3]。而孕妇体重不仅是产前检查中最为便捷且低成本的指标之一，也是孕妇家中自我监测管理、评估的有效手段，除了关注对孕产妇的不良影响，也应充分挖掘其对新生儿潜在价值。研究表明孕前体重状态、孕期增重与子代学龄前期肥胖及体成分指标均存在关联[4]。《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我国超过一半成年居民超重或肥胖[5]，这一现象也影响到三分之一的孕龄妇女[6]。既往临床多参考2009年美国医学研究院（IOM）提出的单胎妊娠妇女孕期增重范围建议来指导临床工作。2021年9月中国营养学会首次发布了《中国妇女妊娠期体重监测与评价》团体标准（T/CNSS-009-2021）[7]，这一标准更适合中国孕妇群体。因此有必要基于中国成人BMI标准分类[8]和符合中国人群适宜孕期增重范围标准，探讨孕妇孕前BMI和孕期增重的现状及特点，并分析其对新生儿结局的影响。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分娩的孕妇，具体纳入标准：①我院建卡、按期产检，并在我院分娩的孕妇；②单胎妊娠；③分娩孕周≥28周。排除标准：①电子病例及临床资料信息不完整；②外国孕妇；③死胎、严重胎儿发育或染色体异常的死产。

1.2 数据收集

通过我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所有孕妇门诊及住院数据资料。收集孕妇孕9~13周第一次产检时资料，包括年龄、身高、孕前体重、孕次、产次、受孕方式、合并症、民族、地区、基础血压、教育背景、吸烟史（每天吸卷烟1支以上）、饮酒史（饮酒是指每周饮酒≥3次）。新生儿结局包括分娩孕周、分娩方式、胎儿出生体重、Apgar评分。

新生儿出生后半小时内测量胎儿体重，出生体重≥4000g为巨大儿，＜2500g为低出生体重儿[9]。依据2015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发布的我国不同孕周新生儿出生体重百分位数参考值[10]，小于第10百分位为小于孕龄儿（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 SGA），大于第90百分位为大于孕龄儿（large for gestational age，LGA）。Apgar评分≤7分为新生儿窒息[11]。

1.3 分组

孕前BMI依据第一次产检时孕妇口述的孕前体重、身高计算，按照中国成人BMI标准[8] ：BMI＜18.5为低体重组，18.5≤BMI＜24.0为体重正常组，24.0≤BMI＜28.0为超重组，BMI≥28.0为肥胖组。孕期增重为最后第一次产检和孕前体重的差值，依据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妇女妊娠期体重监测与评价》中推荐，孕期增重目标应根据孕妇孕前BMI分类进行个体化调整，低体重组建议为11.0~16.0kg，体重正常组建议为8.0~14.0kg，超重组建议为7.0~11.0kg 及肥胖组建议为5.0~9.0kg，根据孕妇实际孕期增重与上述推荐范围的对比，可将孕期增重分为增重不足组，增重适宜组，增重过多组。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AS 9.4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使用单因素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索孕前不同BMI和孕期增重与新生儿出生结局之间的相关性，并且进一步校正潜在混杂因素的影响，结果以OR( 95%CI)表示。双侧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此外，本研究用热图（heat maps）反映孕前BMI和孕期增重对胎儿体重的综合影响，X轴为孕前BMI分为7组，分别为（≤18、18~< 20、20~<22、22~<24、24~<26、26~<28 和≥28kg/m2）；Y轴为孕期增重分为8组，分别为（≤3、3 ~<6、6~<9、9~<12、12~<15、15<18、15~<21和≥21kg）。红色代表较高的发病率，蓝色代表较低的发病率。

2   结果

2.1 孕妇孕前BMI和孕期增重现状分析

共31770例孕妇在我院分娩，依据纳入标准，最终有26422例孕妇纳入至本研究中。见图1。

纳入的26422名孕妇中，71.6%是正常体重，低体重和超重孕妇比例相似，分别为13.8%和13.0%，肥胖孕妇仅为1.7%，见表1。随着孕前BMI的升高，高龄孕妇（≥35岁）比例、辅助生殖受孕比例、本科以下比例以及上海当地人比例逐渐升高。

超过50%的孕妇孕期增重异常（增重不足组12.3%，增重过多组37.9%），见表2。随着孕期增重增加，高龄孕妇占比、辅助生殖受孕占比、经产妇占比、上海地区孕妇占比、本科以下学历占比逐渐降低。

2.2 比较孕前不同BMI和孕期增重孕妇中新生儿结局差异

本研究首先比较了新生儿结局（早产、分娩方式、新生儿窒息、胎儿出生体重）在不同孕前BMI和不同孕期增重的孕妇群体中的变化差异。结果发现在不同孕前BMI孕妇群体中，早产、分娩方式、早产、胎儿出生体重均存在统计学差异，具体表现为早产、剖宫产、巨大儿和LGA在低体重组、正常体重组、超重组、肥胖组中比例呈上升变化趋势。肥胖组中的SGA、低出生体重儿比例高于超重组，而超重组的新生儿窒息比例最高（2.0%）。见表3。

除新生儿窒息外，其余妊娠结局在三组间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增重不足组早产比例最高，达7.2%；而自然顺产比例（54.3%）、低出生体重儿比例（4.6%）和SGA比例（4.5%）最高。孕期增重过多组巨大儿比例（9.0%）、LGA比例（18.1%）均最高。孕期增重不同的群体中妊娠结局差异见表4。

2.3 孕前BMI和孕期增重对新生儿结局的影响

在校正混杂因素年龄、地区、教育水平后，通过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分别评估孕前BMI和孕期增重对新生儿结局的影响大小。

如表5所示，孕前肥胖增加早产风险（OR=1.68，P＜0.05）。孕前BMI与新生儿出生体重有独立相关性，孕前超重或肥胖增加巨大儿（OR值分别为1.94和2.62）、LGA风险（OR值分别为1.77和2.82，P均＜0.05），孕前低体重增加低出生体重、SGA风险（OR分别为1.45和1.79，P＜0.05）。

结果发现孕期增重对胎膜早破、新生儿窒息无显著影响（P＞0.05），孕期增重不足增大早产风险（OR=1.62，P＜0.05）。见表6。胎儿体重方面，增重不足增大低出生体重儿和SGA 风险（OR值分别为2.19和1.78，P＜0.05）；增重过多增大巨大儿和LGA的风险（OR值分别为2.52和1.87，P＜0.05）。

孕期BMI和孕期增重是新生儿出生体重独立风险因素，通过热图来反映孕前BMI和孕期增重对新生儿的综合影响发现，随着孕前BMI和孕期增重的增加，LGA发生率阶梯式上升（图2A）；相反随着孕前BMI和孕期增重的减少，SGA发生率上升（图2B）。此外，孕前BMI和孕期增重增加对分娩方式影响显著，增加了难产（剖宫产、产钳、胎吸）的发生（图2C）。

3   讨论

本研究基于符合中国人群的体重和孕期增重标准，对26422例单胎分娩孕妇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热图可视化评估个体发生异常新生儿出生体重及难产的风险，为临床工作提供针对性指导，改善新生儿的不良结局。

在本研究人群，71.6%的孕妇孕前BMI属正常范围，孕前肥胖率较低，仅1.6%，和国内其他研究结果相似[12-13]，肥胖率明显低于国外报道的10.8%（BMI ≥ 30kg/m2）[14-15]。孕前体重不足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本研究发现孕前体重不足的比例超过了孕期超重的比例（13.8%对13.0%），与Xie等[13]报道的湖南省数据一致。在中国，尤其在经济水平较高的上海地区，许多年轻女性身材管理，过度减肥成了一种社会现象。我国2010—2013年国家营养与健康监测数据显示，通过对35664名15~49岁育龄期妇女抽样问卷调查，3%的低体重女性认为自己体重过重，并且有3.6%的低体重女性采取了体重控制措施[14]。孕前低BMI的孕妇脂肪储备不足，营养水平欠佳，微量营养素减少，容易出现缺铁、贫血、感染、妊娠期剧吐等状况。因此，临床工作中需提高对孕前BMI不足孕妇的关注度，积极查找消瘦原因，如原发性胃肠道疾病或精神性进食障碍，必要时联合内科或精神科医师共同针对病因治疗，给予恰当的饮食和运动建议[15]。

此外，本研究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人孕期增重异常（其中12.3%增重不足，37.9%增重过多），这一数据低于Sun等[12]基于IOM孕期增重建议的报道58.7%的人孕期增重异常（其中24.8%增重不足，33.9%增重过多），这可能是因为孕期增重标准不一样，但不论哪种标准，孕期增重过多仍然是最显著的问题。一项基于中国人群的meta分析表明[16]，孕前BMI过高增加新生儿窒息的风险（OR=1.74，95%CI ：1.39~2.17），而既往研究也显示孕期增重过少同样增加新生儿窒息风险[17]，而本研究结果提示孕前BMI、孕期增重异常和新生儿窒息发生无关，可能和上海地区妊娠监督及医疗水平相关。此外，还发现孕前肥胖增加早产风险（OR=1.68，P＜0.05），但孕前低体重与早产发生无关（P＞0.697），同Ke等[3]在妊娠期糖尿病孕妇中研究结果一致。而Domanski等[18]研究表明孕前低体重增加晚期早产（孕32~36周）及新生儿窒息的风险，与本文结论相反，可能因为该研究人群中吸烟比例较高导致早产风险增加。此外Bianchi等[19]研究指出相比于治疗的GDM、孕前BMI，孕期增重过多是新生儿结局最强的预测指标。本研究结果提示孕期增重过少增加早产（OR=1.62），和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0-21]。

新生儿出生体重方面，高BMI和孕期增重过多增加LGA/巨大儿发生率，反之增加SGA/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和既往研究一致[16,21]。本研究使用热图形象地反映了孕前BMI和孕期增重的变化对LGA和SGA发生的综合影响，可作为临床工作评估某一个体发生SGA、LGA的风险大小的对照参考。孕前BMI过高和孕期增重过多增大了难产的发生。新生儿出生体重不仅是母体妊娠情况的反应，还与成人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成人肥胖呈U型关系[22-23]。也就是说，出生体重过大或过小均增加成人死亡率、心血管疾病、肥胖、代谢性疾病等风险[24]；此外，新生儿出生体重越大，肿瘤患病率越高[25]，胎儿体重越小，认知发展影响越大[26]。新生儿体重对整个新生儿期和儿童早期的生长发育产生持续性影响，和人类整个生命周期结局密切相关。从孕前体重、孕期体重尽早管理、及时干预，尽量减少新生儿异常出生体重。

参考文献：略

来源：高婧, 秦飞, 李敏, 潘漪莲, 程璐明, 程蔚蔚. 妊娠妇女孕前体重指数和孕期增重现状及其对新生儿出生结局的影响[J]. 临床儿科杂志, 2025, 43(4): 24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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