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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合抗原受体T（CAR-T）细胞疗法已成为复发/难治性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主要治疗方式。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后续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是有必要的，原因可能是疾病复发，也可能是CAR-T后的巩固治疗。既往接受过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或其他免疫治疗的患者接受HSCT后出现了免疫相关毒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增多以及随后非复发死亡率（NRM）增加。目前一些回顾性报告描述了既往接受过CAR-T治疗的患者接受HSCT的可行性和疗效，但迄今为止的研究尚未分析接受过CAR-T治疗与未接受过CAR-T治疗的HSCT患者相比，GvHD和NRM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美国Tamer Othman教授团队在一项匹配的病例对照研究中比较了GvHD和NRM的累积发生率（CI），使用倾向性评分来描述既往CAR-T治疗对HSCT结局的影响。
01研究方法
研究者对从既往CAR-T治疗后，2017年12月至2024年3月在美国希望之城医学中心接受了第一次HSCT的任何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成人患者（病例组）的HSCT结局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儿童患者和接受第二次HSCT的患者被排除。然后，根据诊断、供体类型和年龄、预处理方案和移植物来源，将该队列与同期接受HSCT但既往未进行CAR-T治疗的对照组进行匹配，比例高达1:2。主要终点是第100天的NRM发生率。次要终点包括第100天急性GvHD发生率、1年慢性GvHD发生率、1年总生存（OS）率和无病生存（DFS）率、复发CI（CIR）和植入成功率。
02研究结果
共纳入161例患者，其中病例组65例，对照组96例。最常见的CAR-T产品是一种试验性产品（41.5%），其次是axicabtagene ciloleucel（26.2%）。60例（92.3%）接受了靶向CD19产品治疗。在CAR-T和HSCT之间，47.7%的患者未接受全身性治疗。从CAR-T输注至HSCT的中位时间为6（范围，1-35）个月。两组患者在诊断、供体类型和年龄、预处理方案、移植物来源等因素的匹配方面达到了良好的平衡。除移植时疾病状态和疾病风险指数（DRI）（P<0.001）外，其他基线因素无显著差异。最常见的诊断为ALL（病例组29例，对照组58例），其次为NHL（病例组29例，对照组24例）、MDS（病例组6例，对照组12例）、BPDCN（病例组1例，对照组2例）。病例组和对照组均有约一半的患者接受了清髓性预处理（分别为55.4%和50%），大部分患者接受了外周血干细胞作为移植物来源（分别为93.8%和95.8%），近一半患者接受了
病例组和对照组100天NRM分别为6.2%和6.3%（P=0.62）。病例组与对照组发生II-IV级和III-IV级急性GvHD的第100天CI分别为42% vs 35%（P=0.35）和20% vs 16%（P=0.36）。病例组和对照组的发生所有和广泛慢性GvHD的1年CI分别为40% vs 45%（P=0.16）和38% vs 42%（P=0.30）。病例组1年CIR显著高于对照组（27% vs 15%；P=0.027）。两组患者的中性粒细胞植入时间（P=0.57）和血小板植入时间（P=0.2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病例组1年OS率和DFS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62% vs 80%；P=0.018 和 53% vs 72%；P=0.018），但在多因素分析中校正DRI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3研究结论
与检查点抑制剂不同，在HSCT前接受CAR-T并不能预测较高的NRM或GvHD风险，因此，CAR-T可安全地用于符合条件的患者，而不会影响HSCT结局。无论治疗类型如何，HSCT时的疾病风险和状态仍然是这一难治性人群生存的最终预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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