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2月11日,由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美中抗癌协会、北京市希思科临床肿瘤学研究基金会和东方临床肿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承办的“第三届抗肿瘤新药早期临床研究高峰论坛暨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年会”在上海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成功召开!
本次会议特邀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宋瑞霖会长、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马军教授和南京金陵医院秦叔逵教授担任大会主席。国内外众多知名专家共同参会,并就抗肿瘤新药早期临床研究的原则、设计方法以及临床试验中的医学支持等精彩内容进行分享。

启航篇
携手共进,砥砺前行
会议伊始,宋瑞霖会长、马军教授分别致开场辞,华北石油总医院蔺强教授担任本篇章主持人。

宋瑞霖会长指出,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创新药物发展。在过去一年中,专委会开展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关于中国肿瘤药物重复性试验报告,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其为中国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CDE)的药品审评工作开辟了一条通路,得到了CDE领导和国家药监局领导的高度肯定与赞赏,为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指导原则的出台奠定了基础。未来希望各位肿瘤专家同心协力,为更好地攻克肿瘤顽疾,提高肿瘤患者的生存做出贡献。

马军教授在致辞中表示,自临床肿瘤学会提出“隔离病毒,不隔离爱,不隔离学术,不隔离医教/患教”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两年的时间。在去年新冠疫情严重时期,我国仍然有19种抗肿瘤新药获批,肿瘤专家对创新疗法的探索步伐从未停止,今年又有39种抗肿瘤新药获批。新药研究就是一种创新,只有创新才有未来。随着肿瘤药物的创新发展,我国肿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大幅提升。中国的药物创新一直坚持自力更生,坚持研制“First in Class”新药。尽管未来的道路将充满艰辛,但我们仍要坚持不懈,为延长患者生命,甚至达到临床治愈而共同努力。

回顾与总结: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李进教授介绍,专委会自2020年10月18日成立以来,举办了“2020抗肿瘤新药研究及肿瘤治疗年终大盘点”、“临床肿瘤学新进展抗肿瘤药物创新研究论坛”等多场会议,旨在分享不同肿瘤治疗领域中国创新药的前沿进展。2021年,专委会还发布了《2020年度中国抗肿瘤新药临床研究述评》,旨在提升我国抗肿瘤药物研发水平,更好满足患者需求。另外,CDE发布的《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现状年度报告(2020年)》对当前中国新药研发同质化的现状进行了深度剖析,从侧面对抗肿瘤专委会此次发布的报告做出肯定。李教授在报告中还指出,缺少受试者已经成为当前阻碍新药创新研发的因素之一,东方I期联盟的成立为中国新药创新研发提供了研究资源的支持。

立足篇
本篇章由秦叔逵教授、腾盛博药严立博士担任主持。


关于生物标志物早期临床研究的真知灼见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Timothy A.Yap教授在会议上分享了泛瘤种罕见靶点基因治疗药物的临床研究结果,并指出尽管RET激酶抑制剂Selpercatinib、NTRK基因融合靶向药物Larotrectinib/Entrectinib、KRAS G12C突变体抑制剂AMG-510等临床研究较为成功,但许多单药靶向治疗的临床研究均以失败告终,主要痛点包括缺乏可靠的生物标志物、部分可能获益的患者被排除在外、生物标志物的价格较贵、肿瘤的异质性等。Timothy A.Yap教授提出,进一步优化精准诊疗临床决策支持系统有助于肿瘤患者精准诊疗的实现,并且未来仍需要更多探索。

实体瘤的细胞治疗
安德森癌症中心David S Hong教授详细分析了过继性免疫细胞治疗、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治疗、工程T细胞受体(TCR)治疗的优势和劣势。实体瘤的细胞治疗面临独特的挑战,但是基于TCR治疗技术的临床研究结果令人鼓舞。David S Hong教授以多种细胞治疗的I期临床研究为例,讲述了细胞疗法在实体瘤中面临的困境和潜力。另外,CD4+ SPEAR-T细胞表面的CD8α共受体修饰、AKT抑制或者其他辅助治疗(如低剂量放疗)或许会改善实体瘤细胞治疗的疗效,这提示额外的细胞修饰可持续改善细胞治疗疗效。

开展高质量I期临床试验的必要因素
耶鲁大学癌症研究中心Patricia LoRusso教授介绍,I期临床试验的高质量开展是早期临床研究安全、有效进行的重要前提。Patricia LoRusso教授指出,准确收集临床数据、临床数据管理团队、标准化的工作人员培训、患者资源和安全性等均是影响I期临床试验质量的重要因素。完整的I期临床试验团队包括患者、主要研究者、研究员、临床协调员、药剂师、实验室人员、生物统计学家、生物学家、放射学家等。

在关于“早期临床研究中分子标志物应用的重要性“讨论环节,专家们针对早期临床研究新药的选择和精准治疗时代,靶向人群的入组条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多位专家表示,由于项目资源和患者资源的缺乏,早期临床研究需要开展有创新力的first-in-class、first-in-human试验。专家们认为,高选择性靶向药物研究应入组对应靶点患者;对于罕见靶点,早期临床研究尽可能在多中心开展,以纳入更多患者,加速研究的开展;若无生物标志物,可在开展早期临床研究的同时探索生物标志物。

开拓篇
本篇章由吉林省肿瘤医院程颖教授、上海市肺科医院周彩存教授担任主持。


抗肿瘤新药早期研发思路和策略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韩宝惠教授从“我国抗肿瘤药物研发现状”、“抗肿瘤药物早期临床研究特点”、“抗肿瘤药物早期研发思路和策略”等方面分享了抗肿瘤新药早期研发思路和策略。从2015年中国药监制度改革至今,我国创新药临床试验增长迅速,在抗肿瘤药物领域,研发模式正在由Me-too转为First-in-Class。然而,抗肿瘤药物研发成功率低,特别是早期研发,从I期临床到获批成功率仅5.3%。无缝拓展队列临床试验设计的出现加速了创新抗癌药物获批,让更多患者能够接受更优的个性化治疗,并且未来仍需要进一步探索。此外,特异性靶向药物的应用也是近年来临床研究的热点,期待更多患者从中获益。

如何在抗肿瘤新药泛肿瘤研发中拓展专业方向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郭晔教授介绍了全球抗肿瘤新药研发趋势、中国抗肿瘤新药概述以及I期临床受试者的肿瘤类型分布。郭教授指出,随着靶向和免疫治疗药物的问世,I期临床受试者的用药安全性获得提升,患者有更大的机率从低剂量药物治疗中获益。并且,生物标志物的早期介入也有望改变I期临床试验的设计,加速新药的研发进程,最终促使个体化的一期临床成为可能。报告中,郭教授还讲述了FGF/FGFR抑制剂在泛瘤种和头颈部肿瘤新药开发之路,并强调需要对FGFR特别关注。

在“中国创新临床研究的关键问题“讨论环节,多位专家提出了关于中国创新临床研究的真知灼见。专家们表示,抗肿瘤新药研发的创新需要从基础研究逐步转化到临床研究,这期间需要“产学研医”多方合作。对于如何确定中国的爬坡剂量,专家们建议在国外的有效剂量基础上再进行爬坡剂量探索,其有助于确保患者安全性,同时鼓励做更多研究者探索“first in class” 的药物研发工作。另外,细胞治疗的爬坡计划可参照既往模板(如国外数据)或者根据体重确定固定细胞量,但细胞治疗十分复杂且存在诸多未知数,需要在临床进一步探索。对于早期研究如何确定未来适应证的探索,专家们认为Me-too研究可参考既往的模板,First-in-Class研究需通过基础研究转化和结合国情确定药物的适应证。

求实篇
本篇章由江苏省人民医院妇幼分院殷咏梅教授担任主持。

新药临床试验中的统计元素,从CDE几个指导原则谈起
南京医科大学赵杨教授在专题报告伊始,提出了肿瘤临床试验所要回答的问题,如病情改善是否是由于药物导致的、使用的药物是否安全、研究结论是否存在一致性等,并对研究过程中的适应性设计、期中分析、临床试验中的估计目标等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赵教授指出,监管部门越来越开放,接轨越来越快,申办者、研究者和机构应当不断学习,不断适应。越灵活的设计,获得高水平的证据越难,付出的代价越多。即使是非注册的临床研究,借助注册临床试验的思路,也能获取更高等级的证据。

消化道肿瘤早期研发案例分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刘天舒教授分享了一例晚期

血液病淋巴瘤早期研发案例分享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赵东陆教授分享了一例复发难治

在讨论环节,专家们分别就消化道肿瘤早期研发案例与

目前,血液淋巴系统肿瘤已成为肿瘤临床试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种新药(如CAR-T疗法、小分子靶向药物和单克隆抗体药物)的研发始于血液肿瘤的研究,并延伸到其他多种肿瘤领域。创新药物的应用,使得血液肿瘤的疗效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复发难治性患者进入临床试验,意味着增加了一次生存的机会,但应注意不同药物可能产生不同机制,结局也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药物安全性问题也不容忽视。同时,以患者为中心的指导原则以及临床研究有效性的指导原则均提出了患者用药需要安全、有效。专家们表示,期待更多肿瘤研究者通过临床探索,创造出更多的安全、有效的“武器”,以惠及更多患者。

在随后的卫星会中,专家们分享并探讨了DS-ADC创新药物的研发历程、相关机制及临床价值,同时对相关研究数据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李进教授在总结中表示,专家们通过独特的视角,分享了自己的临床研究经验,这有助于推动我国创新药物发展。相信,随着新药的研发,在临床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肿瘤患者的生存将会获得更加显著的改善。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到学术的相互交流中,让患者从最新的科研成果中获益。最后,感谢各位专家百忙之中参与本次会议,感谢幕后的工作人员对本次会议的支持与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