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洛熙事件”引发全网热议，不同领域的医生从专业角度发声：有人聚焦医生培养体系的漏洞，有人直指心外科医生心超实操能力的缺失，而民间舆论则将矛头对准了“过度医疗”。

在这场众说纷纭的讨论中，一个被忽略的核心问题浮出水面：当医生的生存压力遇上医保支付规则的收紧，过度诊疗的背后，藏着多少制度与临床的撕裂？

想必不少同行都听过类似这样的无奈：F省某地 DRG 支付点位一年之间从 7000 降到 6000，想要维持上一年的收入，就意味着要收更多的病人、做更多的手术。这并非个例，从北上广的三甲医院到基层县域的小医院，“冲量保收益” 正在成为不少科室的无奈选择。

更值得深思的是两组数据：2023 年我国医疗支出占GDP 比例为 7.2%*，2024年降至 6.7%，这个比例在全球排名大根是80-90位之间（数字来源于2023年和2024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解读）；与此同时，医保部门结余费用一年新增 4000 多亿，累计已达3.8 万亿。要知道，全球多数国家因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占 GDP 比例都在稳步上升，发达国家更是普遍达到 10% 左右，美国甚至超过18%。我们的医疗支出占比不升反降，这一趋势着实令人费解。

医保结余充足本是好事，但当结余变成 “不敢花” 的数字，受伤的终究是医生和患者。

临床上，明明指南推荐的肿瘤免疫药物，医保却要求自费；喊了多年要纳入医保的 PET-CT，至今仍是患者自费项目。不是医生不愿开，而是医保的 “事后惩罚” 机制像一把悬顶之剑——谁敢为患者争取应有的福利，谁就可能面临被追责的风险。

回到小洛熙事件中的手术抉择，或许我们能多一份理解：一个长期没手术可做的外科科室，要如何维持运营？一个月薪仅一两千的基层医生，又要如何体面生存？当 “做手术” 不再单纯是治病救人的选择，而是维系科室运转、保障个人收入的手段，风险自然随之而来。

其实大家都清楚，没有哪个医生愿意冒着医疗风险去做没必要的手术。医生和患者本是同一战线的盟友，真正的症结，在于医保支付规则的优化空间。

如果医保能对高难度、高风险的手术提高 DRG 支付标准，让医生不用靠“冲量”就能获得合理收益；如果医保结余能更多地投入到临床必需的药物和检查中，让指南推荐的治疗方案不再受限于“自费”门槛；如果制度能给医生留出更多安心治病的空间，而不是让他们在生存与医德之间挣扎——或许，过度诊疗的乱象会少很多，医患之间的信任也会多很多。

医疗的本质是守护生命，而守护生命的前提，是先守护好那些为生命奔波的人。当制度的齿轮朝着更合理的方向转动，医生才能真正卸下包袱，患者才能真正享受到应有的医疗福利。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医疗生态。

来源：“呼吸科的故事”微信公众号

原标题：《小洛熙悲剧背后：DRG 压价、医保结余 3.8 万亿，医生为何被逼着 “冲手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