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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治疗史，是一部从绝望到希望、从“最凶险”到“可治愈”的世纪逆转。它以1970年代几乎100 %的致死率开场，却以21世纪90 %以上的长期生存率收官；每一次突破，都是科学与生命的双向奔赴。本期“世纪之路”带您重温APL治疗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全景历程。

1973年

Bernard等现蒽环类药物对APL细胞高度敏感，化疗可使75%~80%的患者获得完全缓解（CR），成为APL治疗的首次突破。然而，化疗加重凝血异常，增加早期死亡风险，且难以根除白血病干细胞，5年无病生存（DFS）率仅为35%~45%。

1985年

王振义教授领导的上海血液学研究所（上海血研所）团队发现RA的异构体全反式维甲酸（ATRA）疗效最佳，首批24例患者中23例获完全缓解（CR），外周血和骨髓中发现终末分化的分叶核中性粒细胞中带有白血病细胞特异的奥氏小体，奠定了APL治疗的里程碑。

1992年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亭栋教授团队首次报道含砷制剂"癌灵1号"（主要成分为三氧化二砷[ATO]和汞）治疗初治APL，65%患者获得CR。上海血研所陈赛娟团队成为国际上首先建立RT-PCR方法用以检测APL细胞中PML::RARA转录本的团队之一。

1995年

上海血研所联合哈医大附一院开展的临床试验进一步显示，单纯的ATO（亚砷酸注射液）治疗复发APL疗效显著，复发患者CR率达85%~90%。

1998年

中国香港大学研究团队研制出1 mg/ml口服ATO溶液，后续研究证实，其在APL一线和复发治疗中均具备良好疗效。

2000年  

西班牙Sanz教授提出基于外周血WBC和PLT的APL风险分层体系（Sanz分层），将APL患者分为低危（WBC≤10×10⁹/L，PLT>40×10⁹/L）、中危（WBC≤10×10⁹/L，PLT≤40×10⁹/L）和高危（WBC>10×10⁹/L）三组。上海血研所提出了将ATRA和ATO联合应用于初发APL治疗有可能根治该型白血病的科学假设，并于2000年开始了临床试验。上海血研所证实ATO通过降解PML-RARα蛋白发挥作用，并与ATRA具有协同效应，为“ATRA+ATO”无化疗方案，即“上海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

2001年

服ATO、ATRA及维生素C（AAA方案）被用于CR1患者的维持治疗，替代传统ATRA联合口服化疗（6-MP+MTX），5年RFS率和OS率分别为90%和97%。

2009年

近年使用的复方黄黛片（RIF）即是一种含砷剂的口服中药制剂，其抗白血病效果与静脉使用砷剂相似。2009年获中国国家药监局批准，正式用于APL治疗。

2011年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国诊疗指南发布：低/中危患者推荐ATRA+ATO；高危患者（WBC>10×10⁹/L）加用蒽环类化疗，精准分层成为标准。

2013年 

AAA方案被纳入新诊断APL患者的一线诱导和维持治疗，并在高龄或合并症患者中去除柔红霉素（DNR）。

2014年 

美国NCCN指南正式将ATRA+ATO列为APL一线首选。

近年来

澳大利亚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新型口服ATO胶囊，并在APML5临床研究中证实其与静脉ATO具有生物等效性，且安全性表现相似，同时口服ATO胶囊还显著降低了每日治疗费用。然而该制剂在APL领域的临床开发于2023年被暂停，其后续发展尚不明确。口服砷剂在APL治疗中的应用不断扩展，从RIF到口服ATO溶液，再到新型口服ATO胶囊，为APL患者提供了更多便捷、高效且耐受性良好的治疗选择，推动了APL治疗从静脉输注向口服治疗的转变。

展望未来

对于多次复发或对砷剂及维甲酸耐药的患者，治疗选择有限，新型靶向药物的开发为此类患者带来了希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APL已经从高度致命性疾病变成治愈率较高的疾病。随着对APL认识的加深与治疗方案的发展，分层治疗方案更有利于APL的治疗。中危患者需要进一步分层；高危患者治疗方案仍需优化，以进一步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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