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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稳固:免疫联合化疗
2011年《科学》杂志揭示了肿瘤的十个关键特征,其中免疫逃逸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一个。TNBC在发展和转移过程中展现了免疫逃逸的显著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多个方面:异常高的突变负担、上调的PD-L1表达和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TILs)水平等。基于这些特征,免疫疗法在TNBC治疗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IMpassion 130研究在2018年首次公布的数据显示,相较于单独化疗,白蛋白结合型
TORCHLIGHT研究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该研究采纳了国内自主研发的PD-1抑制剂——
随着TNBC治疗策略的进步,免疫联合化疗的一线治疗模式已稳固地位。目前,研究者们正探索更多多样化的联合疗法,如在免疫化疗的基础上加入抗血管生成药物。FUTURE-C-PLUS研究基于免疫调节亚型的患者优势群体,将PD-1抑制剂与白紫和抗血管生成小分子TKI法米替尼相结合,取得了显著的客观缓解率和接近30个月的中位生存期。而在FUTURE-SUPER研究中,这种联合治疗策略为免疫调节亚型患者带来了最长的PFS,高达15.1个月。国际研究亦表明,
锐意进取:免疫联合ADC治疗
在去年的医学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进展莫过于抗体药物偶联物(ADC)联合免疫治疗作为治疗策略的重大突破。杨谨教授认为,ADC类药物结合免疫治疗为患者提供了一线希望。以BEGONIA研究第七队列的结果为例,Dato-DXd与
对于早期阶段,例如接受过新辅助或术后辅助免疫治疗的患者群体,一旦病情复发,是否可以考虑采用ADC类药物联合免疫治疗?这是需要解答的问题之一。
在TNBC的ADC治疗中,针对不同的膜抗原,例如HER2低表达所使用的T-DXd,或是针对Trop-2靶点的ADC类药物联合免疫治疗,以及未来可能针对新型膜抗原的治疗策略,需要更长期的随访和更为充分的安全性数据来确定最佳的联合治疗方案。国际上除了已有的ADC类药物,国产原研ADC药物SKB264也正在进行联合免疫治疗和ADC单药疗法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这些研究可能有助于进一步探寻ADC类药物联合免疫治疗的转化临床应用,并提供更多信息,以识别哪些患者人群最适合采用这类治疗方案。
我们正处在免疫治疗的新纪元,最重要的标志便是免疫治疗药物本身的升级换代。以晚期TNBC为例,两项国产创新药物展现了潜力。KN046,一种结合了CTLA-4和PD-L1靶点的双特异性抗体,其与白紫联合疗法的II期临床研究成果在《Nature Communication》杂志上发表。尽管在客观缓解率和PFS方面,与传统的PD-1联合化疗和ADC类药物相比,KN046并未表现出显著优势,但它在提高特定患者群体的OS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尤其是对于PD-L1表达较低的患者,OS可达到30个月。此外,另一款国产的原创PD-1和VEGFA双特异性抗体联合疗法也在去年的圣安东尼奥乳腺癌研讨会 (SABCS)上公布了I期临床数据。结果显示TNBC患者客观缓解率可以超过60%,并且对于CPS≥10分的患者群体,其疗效达到了100%。
随着免疫治疗药物的升级和创新,中国在TNBC免疫治疗领域也可能会见证从当前的PD-1、PD-L1联合多元治疗策略向新型的ADC联合免疫疗法,以及双特异性抗体免疫联合治疗策略的转变。此外,未来还可能包括CAR-T和CAR-NK等细胞疗法的发展。因此,对于TNBC的一线治疗,未来充满了更多探索和期待。
精准迈进:TNBC免疫治疗未及终点
传统上,TNBC被视作一种类似于“垃圾桶”的分类,是排除了激素受体(HR)阳性和HER2阳性后的特别分子亚型。然而,近年研究揭示了TNBC本身的异质性极为显著。从早期的Lehmann六分型演进至贝勒医学院提出的四分型,再到2019年复旦大学邵志敏教授团队提出的新四分型,业界对TNBC的理解已逐步深化。
治疗TNBC时,选择合适的免疫治疗对象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对晚期TNBC免疫微环境的深入了解,PD-L1的表达不再是唯一的标准,联合利用多个生物标志物来界定优势人群是非常关键的。举例来说,在早期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实践中,医生根据不同检测平台得出的PD-L1阳性结果来确定患者群体。此外,PD-L1表达水平、肿瘤突变负荷(TMB)以及微卫星不稳定性(MSI-H)等,都是影响晚期TNBC微环境的因素。而耐药基因的表达、肿瘤内部的同源重组缺陷(HRD)以及免疫微环境中的肝转移,都是已经明确了解的临床特征。例如,多线化疗后短暂的无瘤生存期(TFS)和肝脏转移均预示着不良的免疫预后。需要注意的是,PD-L1的检测可能会受到组织样本类型、取材部位以及检测平台的影响。例如肝脏转移的PD-L1表达水平通常远低于乳腺原发肿瘤、淋巴结、皮肤和软组织。因此在临床检测中,转移灶的微环境也必须被充分考虑。
在复旦分型中,基于多组学数据,识别出了一种免疫调节亚型,并采用CD8阳性细胞比例≥10%作为判定标准。在FUTURE-C-PLUS研究队列中,不仅观察到CD8阳性细胞比例≥10%和≥20%的病例在不同转移灶间表现出差异,而且发现肺转移病灶中CD8阳性细胞比例≥20%的患者群体拥有较高的治疗响应率,其组合治疗的有效率达到了100%。通过对TNBC的深入认识和精准的生物标志物界定,医生能够更有效地为患者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提高治疗的个性化和成功率。在追求针对TNBC的精确免疫治疗策略时,关键问题包括:哪些患者群体可通过单独的免疫治疗获益,哪些应考虑采用联合疗法,以及哪些可能存在免疫耐药性,从而需要采取措施改善免疫微环境。目前,复旦大学对TNBC的分型研究仍在不断深化。在这一领域,对于免疫优势人群,在化疗基础上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可能带来额外的益处。
江一舟教授的研究也揭示了TNBC中特殊的“冷”肿瘤的一些特征。通过代谢组学分析了解到,脂质代谢异常可能标志着一种不良亚型。在这一特定亚型中,通过联合应用PD-(L)1抑制剂降低LDH水平,可以增强免疫反应。此外,通过改善肿瘤内微生物环境,也有可能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在国内外,对于晚期TNBC的精准分型和最适于免疫治疗的患者群体的探索正在积极进行。例如,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分析乳腺癌的微结构,建立了十种不同的免疫微结构类型。这些微结构与乳腺癌的基因组特征、突变谱、临床特点以及预后有着紧密的联系。空间转录组学、单细胞测序和多重免疫荧光标记等技术对于精确定位和分析乳腺癌细胞至关重要。认识到从原发灶到转移灶的TNBC细胞和周围基质细胞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医生需要更加精准的方法来评估肿瘤的免疫微环境,并随着时间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
总体而言,TNBC在乳腺癌免疫治疗领域扮演着突破者和开拓者的角色,但这并非终点。未来,通过对免疫微环境异质性的高维度分析,以及通过多样化的免疫联合治疗策略和对免疫耐药机制的精确解析,将能够实现精准的识别、定位和治疗,推动免疫治疗向更高的水平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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