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围内，前列腺癌作为男性的第二大常见肿瘤，近一半患者在初诊时就已出现转移^[1]。对于转移性前列腺癌，以往通常给予雄激素剥夺治疗（ADT），但多数患者依旧会由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HSPC）进展为预后更差的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转移性前列腺癌治疗领域因新型药物和强化策略的引入而发生了深刻变革，但如何优化治疗策略仍是当前面临的挑战。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于6月3日在美国芝加哥落幕，汇聚了全球肿瘤领域权威专家，畅谈前列腺癌等泌尿肿瘤学术前沿资讯，为业界带来突破性研究成果。值此之际，医脉通特邀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毕建斌教授作为主持，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朱耀教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刘承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邵远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邢毅飞教授作为访谈嘉宾聚焦2025 ASCO会议中的创新实践，展望未来前列腺癌患者治疗新方向。

问题一：

毕建斌教授：

请谈谈2025 ASCO大会上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前列腺癌治疗领域研究。

朱耀教授：

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ARCHES研究的5年随访结果。虽然雄激素受体通路抑制剂（ARPI）已成为 mHSPC的标准治疗，但是很少有研究进行长期随访。本次ASCO会议中，恩扎卢胺公布了 ARCHES研究的5 年随访最新结果^[2]，恩扎卢胺治疗可以使高瘤负荷mHSPC的中位总生存期（OS）延长至超过83个月，也就是近7年的OS，相较于对照组中位OS改善了36个月，也就是延长了3年，这个结果堪称惊艳，也使我们更加坚定了临床在mHSPC阶段优选恩扎卢胺作为起始治疗方案。

 

图1.ARCHES研究的5年随访OS分析结果

问题二：

毕建斌教授：

恩扎卢胺的ARCHES研究5年随访数据令人振奋，请具体介绍一下ARCHES研究。

刘承教授：

二代抗雄药物临床研究遵循相似路径：先验证mCRPC生存优势，再扩展至非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nmCRPC），随后推进至mHSPC。ARCHES研究也同样基于此思路，纳入了1150例mHSPC患者，按1:1随机分配至ADT单药组或ADT+恩扎卢胺组（160mg/d），旨在对比OS及影像学无进展生存期（rPFS）获益如何。该研究结果显示，中位随访61.4个月时，试验组OS未达终点，尽管对照组32%患者进展后使用恩扎卢胺，ADT+恩扎卢胺仍显著优于对照组，死亡风险降低30%^[2]，证实ADT联合恩扎卢胺可为mHSPC患者带来明确生存获益。与ENZAMET研究相比，ARCHES入组患者更“纯”，且覆盖高、低瘤负荷患者均显示临床获益。

 

图2.ARCHES研究设计

问题三：

毕建斌教授：

针对肿瘤负荷高，预后较差的高瘤mHSPC患者，ARCHES研究的5年随访OS分析结果如何。

刘承教授：

ARCHES研究显示，mHSPC患者中低瘤负荷患者生存及影像学获益显著，可能与肿瘤异质性相关，即肿瘤负荷越高，肿瘤进展时间越长、异质性更强，对AR通路抑制的敏感性及反应时间受限。在广泛的患者特征中，恩扎卢胺+ADT提供了大量和持久的生存益处，且无论肿瘤负荷如何均显著获益。然而，目前我们仍然缺乏高瘤负荷患者最佳治疗方式的确切证据。同时，相关研究也未明确此类患者是否需联合多西他赛等化疗药物。因此，未来仍有必要开展更高级别的临床试验以进一步深入探索。

 

图3.ARCHES研究中高瘤负荷患者OS分析结果

邵远教授：

ARCHES研究数据提示，针对高瘤负荷mHSPC患者，ADT联合恩扎卢胺组的OS获益显著，达83.6个月（接近7年），较对照组延长近3年。众所周知，OS是临床研究中评估抗肿瘤药物的金标准，从ARCHES研究看到了相当令人鼓舞的OS结果，ARCHES对照组中32%患者中途交叉使用恩扎卢胺（此时疾病已进展至接近CRPC阶段），但此类晚期加用的OS获益弱于早期联合用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侧面证实了mHSPC一线起始使用恩扎卢胺相较于mCRPC阶段使用恩扎卢胺能给患者带来的更好生存获益。此外，ARCHES数据显示高瘤负荷患者的绝对5年生存率提高了13%，低瘤负荷患者的绝对5年生存率提高了9%^[2]，进一步支持恩扎卢胺作为mHSPC患者首选治疗方案的有效性。

问题四：

毕建斌教授：

请结合ARCHES研究5年随访的OS分析结果谈谈临床管理经验或策略。

邢毅飞教授：

当前临床实践中，mHSPC患者已根据肿瘤负荷（高/低）或风险（高/低）进行分层管理，这一分层标准主要基于CHAARTED^[3]（以高/低瘤负荷分层）和LATITUDE^[4]（以高/低危因素分层）两项经典研究，其结果已成为治疗指南的核心依据，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国内对于不同肿瘤负荷患者，采用ARPI系统性治疗方案已得到业内广泛认同。ARCHES研究5年随访数据^[2]显示，无论高瘤负荷还是低瘤负荷亚组患者，恩扎卢胺均能带来显著生存获益：低瘤负荷患者中位OS尚未达到，但死亡风险与总体人群及高瘤负荷亚组相似，死亡风险降低30%左右。这一长期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恩扎卢胺在不同肿瘤负荷mHSPC患者中的适用性，为临床药物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并与当前医保批准的适应证范围相契合。

问题五：

毕建斌教授：

ENZAMET研究评估了恩扎卢胺对照一代非甾体抗雄药物在mHSPC中的治疗结局，请介绍ENZAMET研究在ASCO大会上的最新结果。

朱耀教授：

ENZAMET是一项国际、开放标签、随机Ⅲ期临床试验，是由悉尼大学发起的独立III期试验，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泌尿生殖和前列腺癌试验组织（ANZUP）主导，属于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证实了对于mHSPC，采用恩扎卢胺强化治疗方案对比ADT联合第一代非甾体抗雄药物疗效更优，且该研究覆盖高、低瘤负荷病例并纳入多西他赛治疗情况，研究设计更具丰富性。今年ASCO大会更新了ENZAMET的8年随访结果^[5]，结果显示，中位随访98个月，也就是超过8年时，恩扎卢胺组中位OS时间长达95个月，较一代抗雄治疗组中位OS时间显著延长了2.2年 (中位8.0年vs 5.8年; HR=0.73，p=0.0001)，降低了27%的死亡风险。该研究数据表明，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从既往的5-6年延长至8年，既体现了药物良好的控瘤疗效，也反映其长期安全性（可长期使用且不导致治疗中断），这两项研究均独立验证了恩扎卢胺高效低毒的特性。

 

图4.ENZAMET研究的8年随访OS分析结果

问题六：

毕建斌教授：

ENZAMET研究中PSA水平对于预后影响如何。

刘承教授：

PSA下降率是评估前列腺癌治疗效果的重要预测指标。ENZAMET研究数据显示，恩扎卢胺联合ADT组在治疗7个月后，约2/3患者的PSA水平降至≤0.2ng/ml；而对照组仅48%患者达到这一标准^[5]。PSA下降水平具有双重临床意义：其一，反映药物对AR轴的抑制能力——PSA由AR激活其基因启动子后分泌，因此PSA显著下降提示药物对AR轴的打击更为强效。其二，反映肿瘤细胞对AR轴的依赖程度——当PSA降至≤0.2ng/ml时，提示肿瘤细胞高度依赖AR轴（分化较好、对激素治疗敏感），此类患者预后更优；若PSA下降不显著，则可能提示肿瘤对AR轴依赖度低，预后相对较差。结合ENZAMET等研究结果，恩扎卢胺联合ADT通过强化对AR轴的抑制，使得PSA深度速降，进而改善了患者的总体预后。

毕建斌教授：

AR受体是前列腺癌治疗的主要靶点，而PSA下降的水平是评估药物有效性的重要指标。ENZAMET研究显示^[5]，如果将治疗后不同水平PSA患者进行对比，会发现与7个月时PSA>0.2 ng/mL的患者相比，达到PSA≤0.2 ng/mL的患者在恩扎卢胺组和对照组中均表现出显著更优的生存概率。因此对于前列腺癌患者而言，PSA持续维持在≤0.2ng/ml的时间越长，且达到这一水平的速度越快，通常预示其治疗效果更佳。

 

图5.按7个月时PSA≤0.2 ng/mL分层的OS结果

问题七：

毕建斌教授：

结合临床实践以及ASCO大会的研究进展，mHSPC阶段个体化治疗的方向或前景如何？

刘承教授：

从循证医学向个体化医学推进需多维度探索，结合ARCHES研究的启示，主要涉及以下方向：其一，优化现有分层标准。当前肿瘤负荷分层的cut-off值仍有改进空间，需探索更敏感的分界标准；其二，拓展亚组分层维度。例如基于Gleason评分等其他指标的分层方法；其三，深化基因层面的细分研究。ARCHES、ENZAMET等研究已积累入组前后的基因检测数据，需进一步分析这些数据以实现更精准的个体化分层。总体而言，要想推动mHSPC阶段个体化治疗，需借助上述多个维度所涵盖的具体工作，循序渐进地加以实现。

朱耀教授：

ARCHES研究更新带来了很重要的临床意义，我归纳总结为以下几个核心观点：第一，在需要内分泌治疗的临床场景中，强化内分泌方案可能在未来1-2年内成为标准，不存在单用ADT的情况。第二，转移性前列腺癌的诊疗模式可能趋向“治疗减法”。随着PSMA筛查技术的普及，患者早期检出率提高，生存期显著延长，临床或更倾向于采用间歇强化内分泌治疗模式（类似EMBARK研究中用药方案），此类模式未来可能更广泛应用。第三，针对高危极高危的nmHSPC，局部放疗联合强化内分泌治疗的方案在未来1-2年会陆续出研究结果，新型内分泌治疗前移到nmHSPC阶段应用指日可待。

问题八：

毕建斌教授：

药物治疗过程中的安全性是影响患者依从性的核心因素，恩扎卢胺的安全性表现如何。

邢毅飞教授：

药物研发需兼顾有效性与安全性，临床试验中对治疗相关不良反应（TRAE）的监测尤为关键。ARCHES研究5年随访结果显示，恩扎卢胺治疗相关不良反应与中期报告一致，未发现新的安全信号。而且，比较好的一个现象是恩扎卢胺的常见不良反应呈现“时间依赖性下降”特征：不良反应主要发生在治疗初期，尤其是第1年。后续随治疗持续，不良反应发生率大幅度降低甚至消失。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的疲劳报告中包括了虚弱，与其他单独报告虚弱的ARPI相比，这可能影响了总体事件数。大会公布的与恩扎卢胺相关的疲乏发生率同样随时间的推移而显著降低：第1年，在恩扎卢胺和安慰剂交叉组中疲乏的发生率相对较高。第2 - 3年，各组的疲乏发生率整体上显著呈现出随时间下降的趋势。到了第4年和第5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发现，各组中报告的疲乏的发生率仍持续下降，在超过五年后甚至达到0%^[2]。这实际上也是得益于恩扎卢胺的结构优势赋予了疗效和安全性的最大化平衡。在临床实践中，我们需重点关注治疗前3-6个月的疲劳高发期，通过提前宣教帮助患者预知并适应不良反应。而随着治疗时间延长，不良反应的减轻有助于提升患者用药依从性及整体安全性管理。未来，随着前列腺癌治疗的不断前移，药物相关疲劳等不良反应的管理有望进一步优化。

图6.ARCHES研究中安全性数据

问题九：

毕建斌教授：

如何看待PSA指标与mHSPC患者预后的关系。

邵远教授：

PSA既是前列腺癌的重要筛查指标，也是治疗效果监测的关键指标。在mHSPC患者使用药物治疗后，PSA的下降幅度及最低值常被用于预后预测，主要存在两种评价方式：其一为相对值评估（如PSA90，即治疗后PSA水平较基线下降90%），但2025年ASCO大会上一项关于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VHA）数据中mCSPC患者不同PSA反应指标与临床结局关联的真实世界研究结果显示^[6]，PSA90仅与死亡风险轻度相关，与疾病进展无明确关联；其二为绝对值评估（PSA＜0.2ng/ml），多项研究证实其对预后判断更具价值：VHA数据显示，治疗9个月时PSA<0.2 ng/mL与更显著的死亡风险降低和进展风险降低相关，死亡风险可下降54%。ENZAMET研究^[5]中，恩扎卢胺联合ADT组治疗7个月时，约2/3患者PSA＜0.2ng/ml，此类患者预后明显优于未达标的人群。TITAN研究^[7]进一步证实，PSA降至＜0.2ng/ml的患者死亡风险显著降低83%（HR=0.17），且达到该水平的时间越短，预后改善越显著。综合多项研究结论，PSA的最低值能否降至＜0.2ng/ml是预后判断的核心指标，且尽早达到这一水平对患者预后更有利。

图7.VHA数据中，总体人群中达到PSA降幅≥90%与OS及疾病进展时间的关联性分析

 

图8.VHA数据中，总体人群中达到PSA < 0.2 ng/mL与OS及疾病进展时间的关联性分析

问题十：

毕建斌教授：

PSA水平在评估mHSPC治疗效果中的关键意义是什么，为临床实践带来了哪些重要启示。

邢毅飞教授：

mHSPC是我国初诊前列腺癌患者的常见类型，其治疗干预的时间窗口至关重要。PSA作为关键生物标志物，在指导临床治疗（如手术、放疗、ADT及新型内分泌治疗联合方案）中具有重要价值。临床实践中，PSA的监测我认为需关注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是何时应基于PSA阈值判断预后意义；第二是PSA阈值在真实世界跨国数据中是否存在差异。这项覆盖16个国家的国际真实世界研究^[8]证实：接受6-12个月ADT+ARPI治疗后，PSA＞0.2 ng/mL组3年总生存率仅45.3%，远低于PSA＜0.02 ng/mL组的92.7%（p<0.001）。校正后分析显示，这类患者死亡风险增加7倍，疾病进展风险增加8倍。该研究结果为临床策略优化提供了依据：若6-12个月时PSA持续>0.2ng/ml，提示mHSPC患者预后更差，需考虑加用化疗、基因检测后联合PARP抑制剂等；相反，6-12个月时PSA＜0.02 ng/mL的患者预后佳，这或许为探索降低治疗强度的策略（减少药物或延长用药间隔）提供了依据。

 

图9.基于12个月PSA水平分层的OS与PFS

今年ASCO大会上恩扎卢胺ARCHES研究5年OS^[2]和ENZAMET研究8年OS^[5]核心数据接连公布，ENZAMET研究中恩扎卢胺组中超过65%的患者在治疗7个月时达到PSA≤0.2 ng/mL，恩扎卢胺组达到PSA≤0.2 ng/mL的患者8年生存率为55%，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7个月时达到PSA≤0.2ng/ml的患者能够生存8年以上，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以恩扎卢胺为核心的治疗策略可以为患者带来确切的PSA控制和显著长期生存获益。

朱耀教授：

今年ASCO更新的覆盖16个国家的国际真实世界研究提出6-12个月时PSA＜0.02 ng/mL的患者预后佳，这或许为探索降低治疗强度的策略（减少药物或延长用药间隔）提供了依据。但我认为据此减治疗为时尚早；且大家更关注 PSA 降不到 0.2ng/mL 以内、大于 4 ng/mL 的患者，希望找到能改变其预后的方法。仅告知患者预后（如降不到 0.2 ng/mL 可能生存期短）无实际意义，需能通过干预（如加用某种药物）延长生存期才能有更大价值。

问题十一：

毕建斌教授：

ARPI联合局部治疗以进一步降低PSA水平的治疗策略未来临床应用前景如何。

朱耀教授：

当前 PSA 降至 0.2 ng/mL 这一指标愈发受重视，可将 PSA 降到 0.2 ng/mL 的患者，可考虑间歇治疗；无法降至 0.2 ng/mL 的患者需强化治疗（如EMBARK研究模式），至于是联合局部治疗，还是177Lu-PSMA-617治疗、PARP抑制剂治疗等，需根据患者特征及治疗组合选择，无固定标准。关于局部治疗，可以看到PEACE-1研究中联合局部放疗仅有症状改善，并无OS改善。STAMPEDE研究中以常规内分泌治疗为主，部分联用多西他赛化疗时，加用局部放疗就有OS改善效果。我觉得随着越来越多好药的出现，手术只是某一阶段使用，联合药物治疗才能改善症状和延长生存。

今年ASCO会议上报道的Metacure研究^[9]旨在探索短疗程、高强度内分泌治疗联合SBRT立体定向放疗，为寡转移前列腺癌提供新的治疗选择。该研究为多中心随机Ⅱ期试验，主要纳入前列腺切除术后出现生化复发（PSA>0.2 ng/mL）或持续升高，且转移灶能用最多3个放疗计划覆盖的患者。研究分为一组接受10个月ADT（雄激素剥夺治疗）联合阿帕他胺及强的松的强化方案，另一组为10个月的ADT+阿帕他胺+醋酸阿比特龙+泼尼松”（即强化方案），或10个月的“ADT+阿帕他胺”（标准方案）；而扩展队列则采用6个月的“ADT+阿帕他胺”联合SBRT（短疗程方案），通过不同强化组合及疗程探索最佳全身治疗模式。研究的主要终点为在睾酮恢复的患者中，治疗12个月时PSA水平<0.1 ng/mL的比例，期望通过局部与全身的短期强化治疗，实现患者睾酮恢复且PSA稳定的双重目标。

刘承教授：

针对mHSPC患者PSA无法深度下降的问题，需重点分析其潜在作用机制及对治疗策略的影响。患者PSA下降不敏感可能由两种异质性因素导致，其一为肿瘤整体存在干细胞突变或AR-V7突变，导致所有病灶对激素治疗（如新型AR靶向治疗）普遍耐药；其二为仅部分（1-2个）病灶对激素治疗反应不足，即类似寡进展状态。若为后者，局部治疗例如放疗可能显著获益；若为前者，局部治疗效果则可能受限。因此，首要任务是明确PSA下降不佳的具体原因，精准识别PSA下降不敏感的异质性根源，是后续选择局部或全身治疗策略的关键前提。

问题十二：

毕建斌教授：

Metacure研究结果如何，对临床实践有何启示。

朱耀教授：

Metacure研究结果显示^[9]，其治疗方案在寡转移前列腺癌患者中表现出良好的疗效，40%-60%的患者实现睾酮恢复，且PSA控制效果显著，强化方案组与标准方案组的PSA控制率（PSA<0.1ng/mL）均达100%，短疗程组亦有79%的患者达到该标准。在生存获益方面，强化方案组的中位PSA进展时间和PFS为26个月，而标准方案组与短疗程组的相关指标尚未达到终点；值得关注的是，所有患者在12个月时均未出现疾病进展。尽管为Ⅱ期研究，其初步数据已表明，短疗程强化激素阻断联合SBRT在PSMA-PET检测到的异时性寡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中耐受性良好，并实现了持久的疾病控制，为临床优化治疗方案提供了重要依据并进一步拓展了寡转移前列腺癌的治疗选择空间。

Metacure的核心目标是让患者在正常睾酮水平下存活：经局部治疗或放疗后停药不复发，并维持较长时间不复发，更侧重提升生活质量，其生存数据不及现有ARCHES、ENZAMET等研究。它针对 PSMA-PET 阳性的寡转移（更早阶段）前列腺癌，探索治愈可能 —— 停药后睾酮恢复且不复发才算治愈。目前美国相关研究聚焦于通过停药使睾酮恢复，同时对转移灶放疗以延缓复发。我们正在开展的一项研究针对10个以内转移灶，流程为：先做两次PSMA检查（间隔三个月），三个月时对残留病灶采用类似Metacure方案（前列腺切除+转移灶放疗），并采用适应性策略（非所有病灶都放疗）。结果显示，结合内分泌治疗后，6个月时PSA＜0.2ng/mL的比例很高，且将寡转移范围扩展至10个以内是可行的，效果显著。该研究已开展两年多，数据已投稿，正等待反馈。

 

图10.Metacure研究生存数据-PSA PFS、rPFS

问题十三：

毕建斌教授：

对于前列腺癌寡转移的患者该如何考虑整体治疗策略。

刘承教授：

第一个是“真假寡转移”的判别。当前临床通过检测手段认定的“寡转移”可能存在局限性，寡转移概念虽自1995年提出，但应用于前列腺癌领域仅约十年，现有检测方法可能导致部分被认定的“寡转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寡转移。

第二个是原发灶与转移灶在肿瘤播散及耐药中的作用差异。肿瘤微环境的不同会导致原发灶与转移灶进化路径的差异，进而影响对标准治疗的耐药性：若某一转移灶率先耐药，其临床意义与“相对安稳”的病灶截然不同。有研究通过对于寡转移前列腺癌根治术后标本分析及术前/术后ctDNA测序发现^[10]：若原发灶克隆与ctDNA一致（提示ctDNA源于原发灶），患者术后PSA降幅及整体预后较好；若血中ctDNA与原发灶克隆进化路径完全不一致，则术后ctDNA及PSA下降有限，预后较差。这表明，若威胁生命的病灶主要来源于转移灶，即使为寡转移状态，针对原发灶的治疗效果也可能受限。

毕建斌教授：

正如刘承教授所说，针对寡转移前列腺癌的临床管理存在两大关键争议：其一为“寡转移”的定义标准尚不统一，不同检测手段（如ECT、PET/CT、PSMA/PET）可能得出不同的判定结果，且关于寡转移的具体病灶数量界定仍存在分歧；其二为肿瘤异质性的影响，包括原发灶与转移灶的生物学差异，单纯针对原发灶的治疗是否能有效控制患者PSA升高及疾病进展，其临床价值仍需进一步探讨。

问题十四：

毕建斌教授：

如何看待创新治疗药物与放疗联合治疗前列腺癌的研究探索思路。

邵远教授：

放疗在临床应用中存在一定局限性，即使对中高危局限性前列腺癌采用根治性放疗（无论是否联合ADT），仍有约30%患者会出现复发，后续挽救性治疗效果不理想。在此背景下，一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该研究采用局部注射编码单纯疱疹病毒胸苷激酶（HSV-tk）基因的复制缺陷型腺病毒（CAN-2409）联合口服伐昔洛韦的创新方案[11]，诱导前列腺癌细胞发生免疫源性细胞死亡。与传统静脉注射溶瘤病毒相比，CN2409的局部注射方式避免了病毒被机体免疫系统快速清除的问题，且通过抗病毒药物的协同作用增强免疫激活效果。该研究数据显示，CAN-2409组的复发或死亡风险相较安慰剂组降低了30%，且CAN-2409组的中位无病生存期（DFS）还未达到，PrCa特异性DFS风险更是降低了38%（HR=0.62）。

 

图11.疗效获益-DFS

 

图12.PrCa特异性DFS获益

这项研究为实体瘤的溶瘤病毒免疫治疗开辟了新方向，标准EBRT±ADT方案中联合CAN-2409，不仅疗效得到了显著提升，安全性也与现有疗法相当。结合全球约100项覆盖小细胞肺癌、胰腺癌等肿瘤的溶瘤病毒研究进展，有望进一步推动前列腺癌新型治疗策略探索，为改善PD-1/PD-L1抑制剂治疗疗效不佳的现状提供启示。

问题十五：

毕建斌教授：

如何看待PSMA-total tumor volume（PSMA-TTV）作为预后生物标志物的临床价值。

邢毅飞教授：

骨扫描、盆腔CT是评估前列腺癌转移负荷的重要工具，但其局限性逐渐显现，部分被传统标准定义为“低瘤负荷”的患者，治疗后仍可能迅速进展，这一现象可能与“低瘤负荷定义的准确性”及“肿瘤异质性”相关。因此，探索更精准的肿瘤负荷评估方法成为临床需求。今年ASCO大会上ENZAMET试验的子队列研究[12]聚焦“PSMA总肿瘤体积（PSMA-TTV）”这一新型指标，为我们带来了新视角。这项研究正是为了回答：能否通过更精准的影像指标（如PSMA-PET/CT定量分析），更细致地评估肿瘤负荷。

该研究纳入了ENZAMET试验中入组前接受PSMA-PET/CT检查的100例患者，通过半自动定量分析计算PSMA-TTV，并进一步分析其与PFS、OS及CHAARTED标准的关联。首先，队列中位PSMA-TTV为28 mL，而CHAARTED标准的高负荷患者PSMA-TTV的中位数为61 mL，低负荷患者为22 mL，说明PSMA-TTV确实能反映传统标准的负荷差异。更关键的是分层分析：将PSMA-TTV最高四分位（Q4，>71 mL）与其他组（Q1-3）对比，5年PFS分别为36% vs 61%（TTV每增加1倍，PFS风险比1.19）。尤其在CHAARTED标准的低负荷患者中，PSMA-TTV Q4组的5年PFS仅21%，远低于Q1-3组的57%。在OS方面，Q4组5年OS为60%，Q1-3组为74%（TTV每增加1倍，OS风险比1.10），PFS、OS都同样提示PSMA-TTV与生存密切相关。

 

图13.完整队列中和低瘤负担队列中PSMA-TTV Q4与Q1-3针对PFS和OS的分析

这意味着PSMA/PET检测能更精准识别传统标准下“低瘤负荷”但实际预后较差的患者。另外，PSMA/PET的半定量分析技术不仅与PFS、OS显著相关，还能更准确评估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的肿瘤负荷及生存预后，为临床决策提供了更精细的分子影像学依据。

问题十六：

毕建斌教授：

如何看待PSMA-TTV作为预后生物标志物的潜力。

邢毅飞教授：

传统CHAARTED标准主要基于转移灶的部位和数量进行判断，却忽略了肿瘤体积这一关键指标。例如，部分患者虽转移灶数量较少，符合“低瘤负荷”标准，但单个转移灶体积大或PSMA摄取能力强，提示肿瘤生物学行为更具侵袭性，传统影像学无法识别此类差异，导致对预后的评估不够精准。

相比之下，基于PSMA/PET的半定量分析技术通过评估转移灶的体积及PSMA摄取强度，能够更灵敏地反映疾病的侵袭性。研究显示，即使传统标准定义为“低瘤负荷”的患者，若其PSMA阳性肿瘤体积大或摄取能力强，其预后可能更差。这一技术弥补了传统方法的不足，为预后判断提供了更精准的依据。然而，当前相关研究仍存在局限性，未来需通过更大规模、多中心的队列研究进一步验证其可靠性。从现有证据看，PSMA分子影像技术有望成为mHSPC预后评估的补充工具，并可能指导治疗决策。

问题十七：

毕建斌教授：

请介绍人工智能在前列腺癌治疗决策中的研究成果。

刘承教授：

人工智能（AI）在前列腺癌诊疗领域的应用呈现差异化进展，诊断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果，国内如南京多家机构基于核磁共振、图像病理的创新性AI诊断技术不断涌现。而治疗领域的AI应用则尚不完善，当前研究主要聚焦两方面：一方面是AI辅助构建预测模型；另一方面是基因进化研究，通过AI分析经ADT或恩扎卢胺联合治疗后的基因组进化路径是怎样的，从而为个体化用药提供依据。总之，AI在前列腺癌治疗中的应用，尤其是基因进化分析及标志物模型优化仍需进一步探索，相关问题的解决将推动其临床价值的深化。

2025 ASCO：勾勒转移性前列腺癌治疗新蓝图与未来方向

从2025 ASCO令人印象深刻的新数据来看，多项III期研究成果展现了治疗边界的拓展：如恩扎卢胺公布了 ARCHES研究的5 年随访最新结果显示，恩扎卢胺治疗可以使高瘤负荷mHSPC的中位OS延长至超过83个月，也就是近7年的OS，相较于对照组中位OS改善了36个月，也就是延长了3年，突破了传统治疗的局限，结果堪称惊艳，也使我们更加坚定了临床在mHSPC阶段优选恩扎卢胺作为起始治疗方案。ENZAMET 8年随访结果表示，恩扎卢胺组中位OS时间长达95个月（近八年），并且无论治疗组如何，7个月时PSA最低点是mHSPC患者OS的重要预测因素，这一指标为临床调整治疗方案提供了关键依据。

2025 ASCO的这些突破性数据，不仅勾勒出转移性前列腺癌治疗的新蓝图，更传递着“驱动知识转化为行动”的大会核心，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从药物创新到技术融合，每一步进展都在为患者创造更美好的生存未来，让我们共同期待见证更多研究成果的落地与应用。

参考文献：

[1]Bray F, et al. CA Cancer J Clin. 2024 May-Jun;74(3):229-263.       

[2]Armstrong AJ, et al. ASCO 2025. Oral Abstract Session 5005.

[3]Kyriakopoulos CE, Chen YH, Carducci MA, Liu G, Jarrard DF, Hahn NM, Shevrin DH, Dreicer R, Hussain M, Eisenberger M, Kohli M, Plimack ER, Vogelzang NJ, Picus J, Cooney MM, Garcia JA, DiPaola RS, Sweeney CJ. Chemohormonal Therapy in Metastatic Hormone-Sensitive Prostate Cancer: Long-Term Survival Analysis of the Randomized Phase III E3805 CHAARTED Trial. J Clin Oncol. 2018 Apr 10;36(11):1080-1087. doi: 10.1200/JCO.2017.75.3657. 

[4]Fizazi K, Tran N, Fein L, et al. Abiraterone acetate plus prednisone in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high-risk metastatic castration-sensitive prostate cancer (LATITUDE): final overall survival analysis of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hase 3 trial.[J].Lancet Oncol. 2019 May;20(5):686-700.

[5]Zhang AY,et al. ASCO 2025. Poster Session 5090. 

[6]Stephen J,et al. ASCO 2025.Abstract 5092.

[7]Karsh LI, Bevans KB, Saad F, Chung BH, Oudard S, Brookman-May SD, McCarthy SA, Smith MR, Chi KN, Small EJ, Agarwal N. 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individuals with advanced prostate cancer treated with apalutamide: a plain language summary of the SPARTAN and TITAN studies. Future Oncol. 2024;20(35):2689-2698. doi: 10.1080/14796694.2024.2384257. 

[8]Michael Ong,et al.ASCO 2025.Abstract 5002.

[9]Eric Huttenlocher Bent,et al.ASCO 2025.Abstract 5014.

[10]Chen S, Petricca J, Ye W, Guan J, Zeng Y, Cheng N, Gong L, Shen SY, Hua JT, Crumbaker M, Fraser M, Liu S, Bratman SV, van der Kwast T, Pugh T, Joshua AM, De Carvalho DD, Chi KN, Awadalla P, Ji G, Feng F, Wyatt AW, He HH. The cell-free DNA methylome captures distinctions between localized and metastatic prostate tumors. Nat Commun. 2022 Oct 29;13(1):6467. doi: 10.1038/s41467-022-34012-2. 

[11]Theodore L,et al.ASCO 2025.Abstract 5000.

[12]Zahra Sabahi,et al.ASCO 2025.Abstract 5091.

(本网站所有内容，凡注明来源为“医脉通”，版权均归医脉通所有，未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医脉通”。本网注明来源为其他媒体的内容为转载，转载仅作观点分享，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版权，请及时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