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INA）始终强调，哮喘管理的目标既要控制当前症状又要降低未来发作风险，然而，真实世界数据却揭示出“控制落差”。

我国一项2018年真实世界研究研究显示^[1]，在现有治疗方案下，超过50%的哮喘患者未能达到总体哮喘控制（指过去4周内症状控制良好，且1年内无频繁的重度以上急性发作、无气流受限），其中GINA 4-5级治疗的哮喘患者仍有63.8%控制不佳。频繁的急性发作不仅影响哮喘患者的生活质量，还会加速肺功能下降，形成“控制不佳—急性发作—肺功能恶化”的恶性循环。

究其根源，与患者日常生活暴露于多重外部诱因中密切相关。一项纳入1202例哮喘患者的调研显示^[2]，高达87%的哮喘患者接触不少于6种已知的外部诱因，其中粉尘、感冒/感染、吸烟等最为常见。这些诱因往往交替或协同出现，持续刺激气道，成为症状波动和急性发作的重要推手。

该研究显示^[2]，诱因负担与哮喘控制程度密切相关。高诱因个数（≥16个）且高暴露频率（所有诱因年暴露次数>0.5次）的患者中，仅8%实现良好控制；即便在低诱因（1–5个）且低暴露频率（年暴露次数≤0.5次）的患者中，控制良好者也仅占30%。

更值得警惕的是，即便症状轻微或控制良好的患者，仍可能因诱因暴露而发生重度甚至致死性急性发作^[3]。因此，哮喘管理已从单纯的“疾病治疗”演变为一场应对“多重诱因围剿”的复杂系统工程，识别并干预这些诱因的作用通路，成为破局的关键。

多种外部诱因虽然性质各异，但均可作用于气道上皮，通过诱导TSLP、IL-25和IL-33预警素的释放，引发一系列广泛且持续的炎症反应。

过敏原（如尘螨）是经典的哮喘诱因。一项针对过敏性哮喘患者的研究发现，支气管过敏原激发试验后，患者支气管上皮和黏膜下层中的IL-25、IL-33和TSLP表达均显著升高（p<0.001），且其升高程度与激发后出现的气道阻塞严重程度相关^[9]，这证实了预警素是将过敏原刺激转化为持续气道炎症和气道阻塞的关键早期介质。

柴油尾气颗粒等环境污染物是重要的非过敏原性刺激。其机制涉及激活芳烃受体，进而促进IL-33、IL-25和TSLP的表达。这些预警素的释放可进一步激活Th2细胞及相关炎症通路，从而诱导重度哮喘的发作^[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