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红兵教授

神经调控技术，其核心内涵在于利用植入性或非植入性设备，通过电刺激或药物泵入等方式，靶向性地干预中枢、外周或自主神经系统特定的神经环路、核团或通路，从而调节其异常的电活动或神经递质释放，以达到治疗疾病、缓解症状的目的。其技术外延广泛，涵盖了脊髓电刺激、脑深部电刺激、周围神经刺激、骶神经调节以及运动皮层刺激等多种模态。这一技术范式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的“损伤”或“毁损”模式，实现了从“不可逆的破坏”到“可逆的、可调节的功能调制”的跃迁，体现了精准医疗的理念。

这一技术范式的兴起，与全球范围内顽固性疼痛诊疗面临的严峻困境密切相关。顽固性疼痛，如手术失败综合征、复杂性区域疼痛综合征、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等，其核心困境在于发病机制复杂、常规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或伴随严重副作用、患者生活质量极度低下。传统的镇痛药物，尤其是阿片类药物，在长期应用中存在耐受、成瘾、呼吸抑制等巨大风险，已引发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因此，临床迫切需求一种能够绕过药物代谢通路、直接作用于疼痛信号传导路径、且可个体化程控的治疗方案。神经调控技术正是在这一需求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展现出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不依赖于全身给药，能够直接对紊乱的疼痛神经网络进行“再编程”，通过抑制异常疼痛信号的上传、激活内源性镇痛通路或调节疼痛的情感成分，为患者提供有效、持久的镇痛效果。因此，将神经调控技术作为顽固性疼痛治疗体系中的重要支柱，是疼痛医学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突破当前诊疗瓶颈的关键路径。

项红兵教授

过去二十年，神经调控技术在疼痛治疗领域经历了爆炸式发展。这一发展不仅体现在设备本身的小型化、长效化和智能化上，更体现在刺激理念与模式的革命性变革。从早期的单纯低频刺激，到高频刺激、叠加刺激模式的出现，显著提升了对轴性腰痛等难治性疼痛的疗效。近年来，闭环刺激技术的诞生标志着神经调控进入了“智能化”时代。该系统能够实时感知脊髓的生理信号，并据此自动调整刺激参数，实现“按需刺激”，极大提升了治疗的精准性与能量效率。同时，治疗靶点也从传统的脊髓背角，扩展到背根神经节、周围神经乃至更高级的疼痛中枢，如丘脑、前额叶皮层等，适应症不断拓宽。

然而，在这场技术革新的盛宴中，疼痛科医生的价值却常常被简化为“设备植入者”或“程控操作员”，其更深层次的贡献被严重低估。

首先，疼痛科医生是技术应用的“临床守门人”与“个体化方案制定者”。他们凭借对疼痛病理生理机制的深刻理解、全面的鉴别诊断能力，负责筛选最适合神经调控治疗的患者群体。并非所有顽固性疼痛都对神经调控有反应，精准的患者选择是成功的第一步，这依赖于疼痛科医生丰富的临床经验与判断力。在植入后，他们更是“神经系统的调音师”，通过精细的程控，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最佳的刺激参数组合，这是一个充满艺术性与科学性的探索过程。

其次，疼痛科医生是技术迭代的“源头驱动力”与“临床验证者”。正是他们在日常临床实践中遇到的挑战、观察到的现象、积累的未被满足的需求，反馈给工程师和研发企业，才驱动了新一代刺激模式、新靶点、新设备的诞生。所有实验室中的技术创新，最终都需要通过疼痛科医生主导的严谨临床试验来验证其安全性与有效性。

最后，他们是多学科协作的“核心枢纽”，需要协调神经外科、心理科、康复科等多方力量，为患者提供从术前评估、术中植入到术后程控、康复和心理支持的全流程、一体化管理。因此，疼痛科医生是贯穿神经调控技术研发、应用、优化与整合全链条的灵魂人物，其价值远超越单纯的技术操作层面。

项红兵教授

随着神经调控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深化，其伴随的安全隐忧亦不容忽视。这些隐忧主要包括：手术相关风险（如出血、感染、神经损伤）、设备相关风险（如电极移位、断裂、电池耗尽）、刺激本身带来的副作用（如感觉异常、肌肉抽搐）以及长期程控不当可能导致疗效衰减或产生耐受。此外，患者因基础疾病、心理因素或对技术期望值过高导致的满意度下降，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安全”风险。

面对这些挑战，疼痛科医生承担着构建与执行全面安全体系的核心职责。这一体系涵盖三个层面：

一是严密的围术期与长期监护。疼痛科医生需制定标准化的手术流程以最小化手术风险，建立术后感染的预警与处理机制，并安排定期的设备随访，通过遥测技术监测设备功能状态，及时排除故障。

二是系统化的疗效与心理社会评估。疗效评估不能仅停留在疼痛评分（VAS）的下降，而应采用多维度的评估工具，如生活质量量表、情绪量表、功能恢复评估等，全面衡量治疗为患者带来的真实获益。同时，术前识别并处理患者的焦虑、抑郁或药物滥用等问题，术后进行持续的心理支持与期望值管理，是确保长期疗效与患者满意度的关键。

三是面向多方的主体教育。这包括对患者及家属的教育，使其充分理解治疗原理、学会简单的问题排查、建立合理的预期；对基层医护人员的教育，提升其对神经调控技术的认知，便于患者的社区管理与初级支持；以及对青年疼痛医生的规范化培训，将其培养成既精通植入技术、又擅长程控艺术与患者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疼痛科医生通过履行这些监护、评估与教育职责，为神经调控技术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构建了坚实的安全底座。

项红兵教授

神经调控技术为顽固性疼痛的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而疼痛科医生在其中扮演着多维且关键的角色。他们不仅是技术的执行者，更是患者筛选的决策者、个体化治疗的艺术家、技术创新的驱动者、多学科协作的整合者以及患者安全与教育的守护者。当前，对其价值的认知仍存在显著落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领域人才队伍的壮大与技术的深度应用。

展望未来，推动神经调控技术的高质量发展，必须重新审视并高度重视疼痛科医生的核心地位。

首先，在政策与体系层面，应明确疼痛科在神经调控治疗中的主导地位，建立规范的培训认证体系与质量控制标准，并争取合理的医保支付政策，体现其技术劳务价值。

其次，在技术融合层面，疼痛科医生应更深入地参与到下一代技术的研发中，推动人工智能辅助程控、新型生物材料电极、多靶点联合刺激、脑机接口技术与神经调控的融合等前沿探索，实现更精准、更智能、更符合生理的疼痛管理。

最后，在诊疗模式层面，疼痛科医生需进一步强化其作为“全程管理者”的角色，将神经调控技术与药物治疗、康复理疗、心理干预等手段更有机地结合，构建以患者为中心的“生物-心理-社会”疼痛管理新模式。

唯有当疼痛科医生的专业价值得到充分认可与发挥，神经调控技术才能在疼痛治疗领域行稳致远，最终真正造福于广大的顽固性疼痛患者，实现其作为“推动者”的伟大使命。

专家简介

• 博士，博士后，主任医师，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麻醉科党总支书记、麻醉科副主任（科研）、疼痛科主任。

• 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麻醉生理与生命科学学组副组长、中国未来研究会医学创新研究分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未来研究会医学创新研究分会副会长、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微循环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医院罕见病诊疗与研究中心红斑性肢痛症诊疗专业组组长、湖北省罕见病医学中心红斑性肢痛症协作组组长。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围术期基础与转化医学分会全国常委、教育部博士学位论文通讯评议专家。

• 2009-2011在耶鲁大学医学院、Oregon Health & Science University脑研究所从事疼痛、瘙痒及中枢神经环路领域研究工作。主持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及广东省和湖北省多项省市科技项目。在《Brain》等国际神经科学杂志发表120余篇SCI论文，H指数26。以第一完成人于2020年、2024年分别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