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指南到实践,如何打通心血管临床诊疗的“最后一公里”?|  GW-ICC/AHS.26第一直播间
发布时间:202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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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域无界,智向未来!2026年10月15-18日,第37届长城心脏病学大会暨亚洲心脏大会2026(GW-ICC/AHS.26)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盛大召开。10月16-18日,由大会组委会与医脉通联袂打造的长城会第一直播间(GW-ICC TV)与大会同频闪耀,邀请国内外领域内顶尖学者、学术大咖齐聚,展开深度对话和思维碰撞,以全新视角带动思维飞跃,带来一场新颖、丰富、实用的“长城学术盛宴”。


在主题为“From Guidelines to Practice: The “Last Mile” in Cardiovascular Clinical Care(从指南到实践——心血管临床的“最后一公里”)”的访谈中,我们邀请到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张毅教授担任主持,与美国心脏病学会(ACC)主席Roxana Mehran教授、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JACC)主编Harlan M. Krumholz教授,以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王建安院士共同做客第一直播间,围绕心血管指南的临床转化、中国本土循证证据的国际价值、学术期刊的角色以及AI技术的临床应用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张毅教授:在真实世界临床实践中,指南推荐与实际诊疗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结合ACC在全球推动指南实施方面的经验,您能否详细阐述当前指南与临床实践之间最突出的差距?造成这些差距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Roxana Mehran教授:首先,纳入指南的证据可能往往局限于某些代表性较强的特定患者群体,缺乏真实世界证据的充分支持和补充。因此,我们需要让临床试验采用包容性标准,纳入更多不同类型的患者。


具体而言,临床试验需要纳入足够数量的女性、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以及不同年龄段的患者,也不能轻易排除重度慢性肾脏病(CKD)或外周动脉疾病(PAD)患者。因为在真实临床中,患者往往同时存在这些疾病,如果试验除外此类患者,则临床实践中的许多问题将无法回答。


其次,现有临床指南有时过于复杂,对于基层地区的普通心脏科医生而言,可能难以理解和应用。如果指南的内容过于专业、科学表述过于复杂,就很难真正转化为临床行动。如何让指南(尤其是TAVR 指南或其他可能不会经常被接触到的具体指南)更容易被一线医生理解和使用,也是ACC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


未来,我们需要开展更加务实、包容性更强的临床试验,让所有人参与进来,更快获得研究答案,并及时转化为指南推荐。目前,一部指南的制定可能需要3~4年,而未来指南的更新应当更加及时,尽可能缩短证据产生到临床应用的时间。同时,我们应借助现有技术手段逐渐减少并消除证据到实践的壁垒,ACC也正为此不懈努力。


张毅教授:目前,大多数国际指南主要依据西方人群的研究证据制定,直接应用于中国临床实践时,可能面临适用性不足的问题。为何中国需要审慎借鉴国际指南?开展本土化适应性研究以生成符合中国人群特征的研究数据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立足当下,心血管疾病领域研究的哪些核心优先事项有哪些?


王建安院士:过去,中国心血管领域的临床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参考和遵循西方指南。但随着国内心血管研究能力不断提升,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这些指南是否真正适合中国患者及更广泛的亚洲人群?


近年来,中国开展RCT的数量增长非常快,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者投入大量精力和经费开展高质量临床试验,并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研究成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但我认为,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最终能否转化为临床实践,真正使患者获益。这种获益不仅应体现在中国患者身上,也应当能够惠及全球患者。


以我们团队牵头开展的FLAVOUR系列研究为例,FLAVOUR II研究在ACC 2025年会的Late-Breaking专场重磅发布。研究显示,对于冠状动脉狭窄≥50%的患者,基于血管造影的血流储备分数(AngioFFR)指导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疗效不劣于传统血管内超声(IVUS)指导,后续也有多项研究进一步验证该结果。这充分说明,来自中国和亚洲人群的研究数据,同样能够对全球临床实践产生重要影响。


正如《JACC-Asia》所倡导的,我们重点关注亚洲来源数据,且亚洲人群的循证证据不应仅服务于亚洲区域,更应当面向全球,产生世界性的学术影响力。


张毅教授:即使有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和指南推荐,循证证据在真实世界中的转化仍然可能滞后。作为JACC主编,请您从期刊的视角谈谈:除了刊发原创研究、助力指南更新之外,期刊还可以发挥哪些作用,以缩短从科学证据到临床实践的转化路径?同时,期刊应当如何在严谨的研究证据、真实世界的临床现实约束,以及人工智能(AI)等新兴技术之间把握平衡?


Harlan M. Krumholz教授:期刊不能止步于发表论文,更要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实际行动。我非常认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合一”所倡导的——创造知识固然重要,但不能付诸实践的知识,就没有真正发挥价值。


因此,期刊既要做好科学传播,阐明各项研究的适用边界,梳理尚未解决的科学不确定性;同时也要意识到,仅凭单项临床试验一般不足以改写指南推荐。指南是基于现有充分证据形成的诊疗建议,并非硬性指令,临床应用时仍需结合患者情况个体化考量。


与此同时,现有指南也需要不断更新改进。现行指南制定周期漫长,更新迭代滞后,内容也往往冗长繁杂。因此,期刊应当成为一个交流和讨论的平台,围绕严谨的循证证据、真实世界的客观现实以及AI等新兴技术展开充分研讨,在良性交流中凝聚行业共识,帮助临床医生理解、内化并应用已经发表的循证证据,并讨论研究结果该如何推广,最终转化为推动医学进步的实际行动。


张毅教授:目前,不同国家、不同层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医疗质量存在较大差异,指南在大型医疗中心和基层医疗机构中的实施情况也不尽相同。ACC在全球推广临床指南的过程中,有哪些成熟、可复制的实践经验?推动指南在不同医疗体系中成功落地,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Roxana Mehran教授:指南落地实施项目是ACC战略规划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会同期刊开展协作,依托《JACC》等各类刊物的发表成果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相关指南付诸实践。


过去30年,ACC通过开展真实世界注册研究,了解指南推荐在实际临床环境中的适用情况,并进一步判断这些证据是否能够推广至不同国家和地区。


此外,ACC已经在美国超过2400家医院开展相关工作,同时也在不断将真实世界证据平台和注册研究拓展至全球不同医疗体系。例如,在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领域,我们正在通过GAUDI注册研究,在全球多个研究中心收集相关数据,以更好地了解不同国家患者的临床特征和诊疗路径。


这项工作意义重大:依据西方人群证据制定的指南,并不能直接照搬到东方人群。亚洲患者的缺血与出血风险存在自身特征,推广治疗策略时必须充分兼顾上述差异。与之同理,完全依托西方男性为主的人群数据所开发的生成式 AI、个体化医疗方案,同样难以适配其他人群。


此外,建立可量化的医疗质量评价指标同样不可或缺。例如评估心肌梗死患者出院后他汀类药物的应用情况、规范心脏康复的落实情况。如果这些关键措施没有落实,则意味着临床实践和指南推荐之间仍存在差距。


ACC正在全球多地推动这类医疗质量改进项目,并不断探索更创新的实施方式。正如Krumholz教授刚才所说,如果科学证据仅刊载于期刊,而无法付诸实践,则这类证据的实际价值便十分有限。因此,推动证据落地是下一阶段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学术期刊也应当继续参与其中。


张毅教授:当前,AI和数字医疗工具发展迅猛,有望辅助临床医生更好地落实指南推荐。但在技术推广落地过程中,各地区基础设施与技术条件参差不齐,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差距。在您看来,应当如何把AI、临床决策支持工具合理融入日常诊疗,同时保障不同地区的患者都能够公平享有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


Harlan M. Krumholz教授:过去,我们的评价方式往往过于简单化,通常只是判断患者是否符合某项治疗的适应证,再以“是”或“否”来评价医生的诊疗行为。但在真实临床中,患者往往合并多种基础疾病,需要联合应用多种治疗药物;实际情况远比单一疾病的诊疗模式复杂。


医疗质量评价系统需要迭代革新,应更加全面地考虑患者的整体情况,包括合并疾病、治疗方案、用药负担,以及患者自身的偏好、价值观、治疗目标和生活背景。还需要关注医生与患者之间是否进行了充分沟通,是否对不同治疗方案进行了合理讨论。对于某些患者,即使指南推荐某项治疗,医生经过充分评估后决定暂缓实施,也可能存在合理的临床依据。


展望未来,AI等新型技术有望帮助我们更加细致地呈现患者的复杂情况,从而支持更加个体化的临床决策。然而,新技术的推广落地同样充满挑战。目前,不少高端数字化工具仍集中在资源充足、支付能力更强的医疗体系内,极易催生医疗分层现象。部分人群不仅难以获取新药、新器械,也无法同步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诊疗增益。


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努力让所有人都能共享AI、数据科学与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倘若技术拥有广阔前景,普通患者却无缘从中获益,那么这种进步便没有实质意义。临床从业者有责任探索可行路径,推动技术普惠;否则,技术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不同人群的预后差异,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张毅教授:从SSaSS研究到 FLAVOUR II 试验,近年来不少中国本土研究产出了具备全球价值的证据。要推动中国高质量循证证据真正转化为全球可采纳的临床实践,我们需要把握哪些关键环节,又该如何借助国际学术平台与合作机制持续放大中国证据的全球影响力?


王建安院士:在未来,拓展国际学术交流与研究合作,并推动研究成果落地临床,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以《JACC‑Asia》为例,我们一直鼓励对研究进行批判性评价。因此,除刊发研究结果外,我们还应当推动跨地区、跨研究的对比分析、方法学研讨以及证据整合,以帮助国际同行更好地理解中国原创研究可以解答哪些科学问题、研究结论适用于哪些人群,以及还需要开展哪些进一步验证。


国际学术会议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钱江心血管病会议(QICC 2026)便是典型代表,为全球科研协作搭建了优质平台。会上我们可以设置圆桌论坛、科研专题研讨等环节,助力各国学者围绕前沿科学问题深度对话。国内心血管学术会议平台众多,未来希望能进一步挖掘会议的科研驱动力,而不止于成果分享,以此带动科研协同与创新突破。


此外,真实世界数据的重要性亦不可或缺。近年来,中国投入了大量资源开展RCT,但也不能忽视真实世界数据的收集和探究。RCT能够回答特定研究条件下的临床问题,而高质量真实世界数据则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评价研究结果在实际临床环境中的应用效果,了解指南实施后的长期结局。因此,中国心血管领域不仅需要继续开展高质量RCT,也需要更加重视真实世界研究,建立和完善高质量真实世界数据体系。同时,也期待中国心血管学术界能够进一步加强与ACC等国际学术组织的合作,通过国际交流、联合研究和真实世界研究合作,推动中国乃至世界的心血管研究取得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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