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纯降脂"到"降脂+抗炎":观念升级的必然
2017年CANTOS研究的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首次证明靶向IL-1β通路抗炎可独立于降脂治疗降低心血管事件,抗炎治疗由此成为
2025年ACC发布《炎症和
2026年ESC共识明确指出:炎症是连接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斑块破裂、急性事件和心肌重构的重要病理主线。从慢性冠脉综合征(CCS)到
残余炎症风险:血脂达标后的"隐形杀手"
所谓"残余炎症风险",是指在接受充分降脂治疗后,患者仍存在炎症反应持续升高的状态。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大量临床证据:在PROVE IT和IMPROVE-IT试验中1,尽管LDL-C浓度降至<70 mg/dl,仍有约三分之一的患者

► 核心发现:血脂达标和炎症达标是两个独立的获益维度,缺一不可。
hsCRP:残余炎症风险评估的基石指标
高敏C反应蛋白由肝脏合成,主要受IL-6调控,而IL-6又处于NLRP3炎症小体和IL-1β信号通路的下游。2025年ACC科学声明2明确推荐hsCRP为首选炎症标志物,其水平<1、1-3、>3 mg/L分别对应低、中、高三个危险分层。
中国人群专属截断值:hsCRP≥1 mg/L
欧美指南长期沿用hsCRP≥2 mg/L作为残余炎症风险的判定标准,但一项纳入8项研究、21455例样本的荟萃分析7发现:东亚冠心病患者的中位hsCRP水平仅为1.2 mg/L,远低于西方人群。更重要的是,在东亚冠心病患者中,hsCRP≥1 mg/L相较于hsCRP≥2 mg/L具有更优的MACE风险预测能力。

2026年中国《冠心病炎症风险筛查与诊断专家建议》3首次提出:将hsCRP≥1 mg/L作为我国冠心病二级预防人群残余炎症风险的判定标准。这一从"2"到"1"的下调,意味着更多高危患者将被精准识别,避免被欧美标准漏筛。若hsCRP在1-10 mg/L且无明确感染或非心血管炎症性疾病,即可判定为残余炎症风险。
测量时机至关重要
2026年ESC共识特别强调hsCRP的测量时机。ACS急性期或
NLR联合hsCRP:构建精准分层体系
单一标志物难以全面反映复杂的炎症状态。2026年中国专家建议3创新性地引入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作为hsCRP的联合评估指标。基于CANTOS、JUPITER、SPIRE等多项研究的事后分析,NLR对MACE的预测价值优于单独的中性粒细胞计数,最佳截断值为2.5;而中国PCI术后患者的NLR中位数约为2.4,以NLR≥2.4可预测MACE(HR 1.55)。
两项指标联合,将冠心病二级预防人群的残余炎症风险分为三层:

高低风险组之间MACE发生率接近3倍差异,充分说明双指标联合评估的分层价值。共识建议对ACS及PCI患者,间隔4周进行至少两次NLR和hsCRP同步检测,以更全面地把握患者的炎症动态。
从一级预防到二级预防:抗炎治疗策略全景
一级预防:hsCRP升高即应启动他汀
2026年最新专家共识4推荐:在冠心病一级预防中,如果hsCRP持续升高,无论LDL-C水平如何,均建议启用他汀类药物治疗。JUPITER试验7证实,对于LDL-C<130 mg/dl但hsCRP≥2 mg/L的健康人群,他汀可使主要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47%。对合并HIV、风湿免疫性疾病等特殊人群,hsCRP升高同样应作为早期启动他汀的依据。
二级预防:分阶梯的抗炎治疗策略
对于已确诊冠心病的二级预防人群,炎症中、高风险患者均推荐抗炎治疗,具体策略包括:
他汀与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已启动中等强度他汀后hsCRP仍>2 mg/L者,考虑联合胆固醇吸收抑制剂。IMPROVE-IT回顾性分析提示,这类药物不仅降脂,还具有抗炎多效性,高炎症亚组可能从中获益更多。
低剂量
GLP-1受体激动剂与SGLT-2抑制剂——冠心病合并
靶向抗炎药物:从非选择性抑制到精准干预
CANTOS研究开辟了靶向炎症通路的新纪元1。卡纳单抗靶向IL-1β信号通路,使治疗后达到hsCRP最低三分位的患者主要终点相对风险降低29%,但感染风险增加。关键亚组分析显示,治疗后IL-6降至<1.65 ng/L的患者MACE降低32%,而未达标者无显著获益——提示IL-6可能是更直接的疗效预测指标。
IL-6通路同样备受关注。

影像学评估:让炎症"可视化"
除生物标志物外,影像学技术也为冠脉炎症评估提供了新视角。2026年中国专家建议3条件性推荐具备相应技术能力的中心采用影像学方法评估冠脉炎症。冠脉
结语
从残余炎症风险的识别到精准抗炎治疗的实施,冠心病管理正在经历一场从"单靶点"到"双靶点"的深刻变革。中国专家建议基于国人数据提出的hsCRP≥1 mg/L截断值和NLR联合评估体系,为临床提供了切实可操作的工具。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炎症通路极其复杂,各通路间交互影响深远,精准找到关键调控点仍面临巨大挑战。秋水仙碱的"时间窗悖论"、靶向药物的感染风险、生物标志物体系的局限性,都提醒我们:抗炎治疗这条路虽然方向明确,但征程才刚刚开始。随着ARTEMIS、ZEUS、TACTIC等多项3期临床试验的推进,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精准、更安全、更有效的抗炎策略,真正填补残余心血管风险的防控空白。
刘炳辰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心内科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心内科副主任
美国埃默里(Emory)大学医学院,生理系,博士后
美国斯坦福(Stanford)大学心脏中心,介入手术研修
日本新东京病院,介入手术研修
2022年浙江大学百人计划“临床医学”
首批国家卫生健康委医学高层次人才“国家优秀青年医师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首席科学家
(经血管植入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 骨干成员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内科分会复杂高危冠脉介入学组 秘书
中国微循环学会心血管代谢与微循环专业委员会 委员
中国微循环学会糖尿病与微循环专业委员会 青年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分会冠心病学组 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分会肿瘤
中国医师协会心脏重症专业委员会重症结构学组 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
中国医院协会心脏康复管理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
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精准医疗分会 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微循环学会 青年委员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心血管装备技术专业委员会 委员
CIT中国介入心脏病学会工作组成员
CIT中国介入心脏病学会国内学术委员会成员
浙江省数理医学学会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美国生物实验学会议 学术委员
MA-CN-Cardiovascular - Metabolic Diseases-10/2026-0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