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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残余炎症风险到精准抗炎治疗 ——冠心病炎症管理新纪元
发布时间:2026-10-30   
关键词: 残余炎症风险 抗炎治疗 冠心病


基于2026年国内外专家建议与最新循证证据
导语:降脂治疗已取得巨大突破,他汀、胆固醇吸收抑制剂、PCSK9抑制剂乃至小干扰RNA药物层出不穷,血脂达标管理取得巨大成果。然而临床上仍可见大量"血脂达标却仍反复发生心血管事件"的患者。冠脉疾病治疗,正在从“降脂抗栓”走向“炎症风险管理”。



一

从"单纯降脂"到"降脂+抗炎":观念升级的必然


动脉粥样硬化与炎症的关联可追溯至1858年,病理学家在尸检中首次发现动脉壁的细胞浸润与增殖,提出"动脉内膜炎"概念。此后经历1973年Ross的"损伤-反应"学说、1999年里程碑式论文确立动脉粥样硬化为炎症性疾病,炎症学说逐步走向成熟。


2017年CANTOS研究的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首次证明靶向IL-1β通路抗炎可独立于降脂治疗降低心血管事件,抗炎治疗由此成为冠心病管理的新突破口1。


2025年ACC发布《炎症和心血管疾病科学声明》2,2026年中国先后推出两部专家建议——《冠心病炎症风险筛查与诊断专家建议》和《冠心病的炎症评估和治疗的专家建议》3-4,标志着炎症管理正式进入临床可操作阶段。


2026年ESC共识明确指出:炎症是连接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斑块破裂、急性事件和心肌重构的重要病理主线。从慢性冠脉综合征(CCS)到急性冠脉综合征(ACS),炎症几乎参与了每一个关键环节——内皮功能障碍、氧化LDL-C沉积、白细胞黏附、细胞因子激活、斑块内免疫细胞聚集,无一不推动斑块从"稳定"走向"不稳定"5。


二

残余炎症风险:血脂达标后的"隐形杀手"


所谓"残余炎症风险",是指在接受充分降脂治疗后,患者仍存在炎症反应持续升高的状态。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大量临床证据:在PROVE IT和IMPROVE-IT试验中1,尽管LDL-C浓度降至<70 mg/dl,仍有约三分之一的患者高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2 mg/L。在FOURIER和SPIRE试验中6-7,即使接受高强度他汀类药物和 PCSK9 抑制剂治疗后LDL-C低至20-30 mg/dl,hsCRP仍然是未来心血管风险的强有力预测因子。更令人警醒的是,一项纳入15494例PCI患者的研究显示:LDL-C已达标但hsCRP升高的患者,1年MACE风险显著增加(HR 1.78),甚至高于同时存在残余LDL-C和炎症风险的患者。



► 核心发现:血脂达标和炎症达标是两个独立的获益维度,缺一不可。


三

hsCRP:残余炎症风险评估的基石指标


高敏C反应蛋白由肝脏合成,主要受IL-6调控,而IL-6又处于NLRP3炎症小体和IL-1β信号通路的下游。2025年ACC科学声明2明确推荐hsCRP为首选炎症标志物,其水平<1、1-3、>3 mg/L分别对应低、中、高三个危险分层。


中国人群专属截断值:hsCRP≥1 mg/L

欧美指南长期沿用hsCRP≥2 mg/L作为残余炎症风险的判定标准,但一项纳入8项研究、21455例样本的荟萃分析7发现:东亚冠心病患者的中位hsCRP水平仅为1.2 mg/L,远低于西方人群。更重要的是,在东亚冠心病患者中,hsCRP≥1 mg/L相较于hsCRP≥2 mg/L具有更优的MACE风险预测能力。


2026年中国《冠心病炎症风险筛查与诊断专家建议》3首次提出:将hsCRP≥1 mg/L作为我国冠心病二级预防人群残余炎症风险的判定标准。这一从"2"到"1"的下调,意味着更多高危患者将被精准识别,避免被欧美标准漏筛。若hsCRP在1-10 mg/L且无明确感染或非心血管炎症性疾病,即可判定为残余炎症风险。


测量时机至关重要

2026年ESC共识特别强调hsCRP的测量时机。ACS急性期或心肌梗死早期,CRP升高可能主要来自心肌坏死和急性期反应,并不一定代表长期血管炎症。ACS患者hsCRP在症状出现后48-54小时达峰,6周内逐渐回落;PCI术后因球囊扩张、远端微栓塞及心肌再灌注损伤,hsCRP还会进一步升高,持续约4周后恢复。因此,共识建议尽量在临床稳定状态下检测,以更准确地评估残余炎症风险。


四

NLR联合hsCRP:构建精准分层体系


单一标志物难以全面反映复杂的炎症状态。2026年中国专家建议3创新性地引入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作为hsCRP的联合评估指标。基于CANTOS、JUPITER、SPIRE等多项研究的事后分析,NLR对MACE的预测价值优于单独的中性粒细胞计数,最佳截断值为2.5;而中国PCI术后患者的NLR中位数约为2.4,以NLR≥2.4可预测MACE(HR 1.55)。


两项指标联合,将冠心病二级预防人群的残余炎症风险分为三层:


高低风险组之间MACE发生率接近3倍差异,充分说明双指标联合评估的分层价值。共识建议对ACS及PCI患者,间隔4周进行至少两次NLR和hsCRP同步检测,以更全面地把握患者的炎症动态。


五

从一级预防到二级预防:抗炎治疗策略全景



一级预防:hsCRP升高即应启动他汀

2026年最新专家共识4推荐:在冠心病一级预防中,如果hsCRP持续升高,无论LDL-C水平如何,均建议启用他汀类药物治疗。JUPITER试验7证实,对于LDL-C<130 mg/dl但hsCRP≥2 mg/L的健康人群,他汀可使主要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47%。对合并HIV、风湿免疫性疾病等特殊人群,hsCRP升高同样应作为早期启动他汀的依据。



二级预防:分阶梯的抗炎治疗策略

对于已确诊冠心病的二级预防人群,炎症中、高风险患者均推荐抗炎治疗,具体策略包括:


  1. 他汀与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已启动中等强度他汀后hsCRP仍>2 mg/L者,考虑联合胆固醇吸收抑制剂。IMPROVE-IT回顾性分析提示,这类药物不仅降脂,还具有抗炎多效性,高炎症亚组可能从中获益更多。


  2. 低剂量秋水仙碱——目前最具临床可行性的抗炎药物。LoDoCo2研究在慢性冠心病患者中证实其减少缺血事件的潜力。但必须注意"治疗时间窗悖论":CLEAR研究纳入7062例AMI患者(95%为STEMI),结果显示急性期给药对MACE复合终点无显著差异(HR 0.99, P=0.93),而COLCOT研究在AMI后30天给药则显示心血管事件降低(HR 0.77)2。这表明秋水仙碱应作为病情稳定后的补充治疗,而非急性期首选。共识推荐在慢性冠心病或心梗后患者中,经充分二级预防仍存在残余炎症风险时,考虑低剂量秋水仙碱0.5 mg qd,尤其适用于复发性缺血事件或LDL-C控制良好但hsCRP持续升高的患者。


  3. GLP-1受体激动剂与SGLT-2抑制剂——冠心病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若无禁忌推荐使用GLP-1RA或SGLT-2抑制剂。SELECT研究显示,司美格鲁肽在超重或肥胖、不伴糖尿病但有心血管疾病病史的患者中可显著降低MACE,并伴hsCRP下降。合并心衰者优选SGLT-2抑制剂,合并超重者优选GLP-1RA。


六

靶向抗炎药物:从非选择性抑制到精准干预


CANTOS研究开辟了靶向炎症通路的新纪元1。卡纳单抗靶向IL-1β信号通路,使治疗后达到hsCRP最低三分位的患者主要终点相对风险降低29%,但感染风险增加。关键亚组分析显示,治疗后IL-6降至<1.65 ng/L的患者MACE降低32%,而未达标者无显著获益——提示IL-6可能是更直接的疗效预测指标。


IL-6通路同样备受关注。托珠单抗在DOBERMANN-T研究2中可使48小时内CRP峰值降低78%,但NT-proBNP和梗死面积未显著改善,提示单纯抗炎可能不足以阻止心肌损伤进程。而新一代IL-6配体抑制剂泽替维单抗(Ziltivekimab)在RESCUE研究中使hsCRP降低90%以上,安全谱良好。但针对ASCVD合并CKD及炎症人群的3期试验ZEUS(6200例)表明抑制IL-6通路未降低MACE事件。目前大型3期试验ARTEMIS(10000例)正在进行中,结果值得期待。



七

影像学评估:让炎症"可视化"


除生物标志物外,影像学技术也为冠脉炎症评估提供了新视角。2026年中国专家建议3条件性推荐具备相应技术能力的中心采用影像学方法评估冠脉炎症。冠脉CT血管成像(CCTA)衍生的脂肪衰减指数(FAI)可反映冠脉周围脂肪组织的炎症活动,尤其适用于无阻塞性冠脉病变患者,有助于识别"病变轻微但炎症水平高"的隐匿高危人群。OCT则可通过巨噬细胞定量评估提供腔内炎症信息。但共识也指出,这些技术目前尚缺乏统一的检测标准和明确的临床获益证据,不推荐常规开展。


结语

从残余炎症风险的识别到精准抗炎治疗的实施,冠心病管理正在经历一场从"单靶点"到"双靶点"的深刻变革。中国专家建议基于国人数据提出的hsCRP≥1 mg/L截断值和NLR联合评估体系,为临床提供了切实可操作的工具。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炎症通路极其复杂,各通路间交互影响深远,精准找到关键调控点仍面临巨大挑战。秋水仙碱的"时间窗悖论"、靶向药物的感染风险、生物标志物体系的局限性,都提醒我们:抗炎治疗这条路虽然方向明确,但征程才刚刚开始。随着ARTEMIS、ZEUS、TACTIC等多项3期临床试验的推进,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精准、更安全、更有效的抗炎策略,真正填补残余心血管风险的防控空白。



专家简介

刘炳辰 教授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心内科

  •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心内科副主任

  • 美国埃默里(Emory)大学医学院,生理系,博士后

  • 美国斯坦福(Stanford)大学心脏中心,介入手术研修

  • 日本新东京病院,介入手术研修

  • 2022年浙江大学百人计划“临床医学”

  • 首批国家卫生健康委医学高层次人才“国家优秀青年医师

  •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首席科学家

  • (经血管植入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 骨干成员

  •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内科分会复杂高危冠脉介入学组 秘书

  • 中国微循环学会心血管代谢与微循环专业委员会 委员

  • 中国微循环学会糖尿病与微循环专业委员会 青年委员

  • 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分会冠心病学组 委员

  • 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分会肿瘤心脏病学组 委员

  • 中国医师协会心脏重症专业委员会重症结构学组 委员

  • 中国医师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胸痛影像与介入学组 委员

  • 中国医院协会心脏康复管理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

  • 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精准医疗分会 委员

  • 中国中西医结合微循环学会 青年委员

  •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心血管装备技术专业委员会 委员

  • CIT中国介入心脏病学会工作组成员

  • CIT中国介入心脏病学会国内学术委员会成员

  • 浙江省数理医学学会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 美国生物实验学会议 学术委员 


参考文献:

1. Ridker PM, Everett BM, Thuren T, et al. Antiinflammatory Therapy with Canakinumab for Atherosclerotic Disease. N Engl J Med. 2017; 377(12): 1119- 1131.

2. Mensah GA, et al. J Am Coll Cardiol. 2025

3. 冠心病炎症风险筛查与诊断专家建议[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26, 54(6): 618-628.

4. 冠心病的炎症评估和治疗的专家建议. 中国循环杂志, 2026, 41(4).

5. Roubille F, et al. Eur Heart J Acute Cardiovasc Care. 2026.

6. J Am Coll Cardio. 2018; 72: 3320-3331

7. Bohula EA et al.Circulation 2018;137:131–40.

8. Pradhan A et al Circulation2018;137:141–9.


MA-CN-Cardiovascular - Metabolic Diseases-10/2026-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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