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精神健康，就没有健康。为了让全社会重视精神健康，消除精神疾病的污名化，由世界精神卫生联合会发起，从1992年开始，每年10月10日设立为世界精神卫生日。2026年我们迎来第34个精神卫生日，中国的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主题是“Lived experiences heard: real voices, real change”，一个倡导关注情绪，一个强调亲历者的声音[1,2]。两个主题共同启示我们：精神卫生服务需要以人为本，深入理解个体的感受、经历与需求。对于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亚洲精神药理学会现任主席
亚洲精神分裂症研究协会前任主席
毕业后教育委员会精神医学专业委员会 常务副主委
看见情绪：读懂平静之下的波澜
一项纳入35项质性研究、覆盖11个国家的系统综述与主题综合发现，患者对抗精神病药治疗的体验具有两面性：部分患者感到症状减轻、正常感与自主感恢复，也有患者报告思维变慢、情感钝化或动力下降，影响日常生活及自我感受[3]。另一项国际在线调查同样提示，镇静、动力下降和情感麻木等体验值得在随访中主动询问[4]。
因此，看见表象之下的情绪与感受，是帮助患者迈向功能恢复与社会回归的重要一步。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预后影响较大的症状之一是患者的阴性症状，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动机与愉悦体验减退，表现为动机缺乏、快感缺失和社交缺乏；二是表达缺陷，表现为情感平淡和言语贫乏。这些症状可能持续影响患者的学习、工作、人际交往和独立生活能力[5]。
但“沉默寡言”“不出门”“什么都不想做”，并不一定指向同一种问题。
患者活动减少，可能与原发性阴性症状有关，也可能是
阴性症状与抑郁症状尤其容易在外在表现上重叠。二者都可能伴随活动减少、兴趣下降和社交退缩，但患者的内在体验可能有所不同[5,7]。
图. 阴性症状与抑郁症状的重叠表现
面对活动减少和社交退缩，既要了解患者是否缺乏动力、参与活动后能否体验愉悦，也要主动询问持续低落、绝望、自责及
必要时，可使用简明阴性症状量表（BNSS）、阴性症状临床评估访谈（CAINS）等评估阴性症状，并以卡尔加里精神分裂症抑郁量表（CDSS）评估抑郁症状[5]。
阴性症状评估还可以纳入患者自评。阴性症状自评量表（SNS）包含20个条目，覆盖五个阴性症状领域，中文版已在20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开展信效度验证，可作为临床他评的补充，帮助患者以结构化方式表达主观体验[8]。
这种鉴别直接关系到后续处理。如果活动减少主要与抑郁、残留阳性症状或药物不良反应（如锥体外系不良反应、镇静以及显著的体重增加导致的睡眠呼吸暂停）有关，针对相关因素进行干预后，继发性阴性表现也可能随之改善。对于持续存在的阴性症状，则需要设定更具针对性的治疗与康复目标[6,7]。
听见心声：回应症状之外的关切
控制幻觉、妄想和思维紊乱，是精神分裂症治疗的重要基础。但当患者仍然因为动力不足、情绪低落而难以参与日常活动时，仅评价阳性症状是否缓解，可能不足以反映其完整的治疗需要。
患者期待的改变往往十分具体：能够按时起床，重新承担一项家务，愿意与家人交流，恢复一项兴趣，或者尝试回到学习和工作中。将这些期待纳入治疗目标，有助于把量表中的症状变化与现实生活中的改善联系起来。
患者的治疗感受同样可以被系统记录。抗精神病药治疗下主观幸福感量表简表（SWN-K）由患者回顾过去7天的体验，20个条目涵盖精神功能、自我控制、情绪调节、躯体功能和社会整合五个方面[9,10]。SNS侧重阴性症状的主观体验，SWN-K侧重治疗期间的主观幸福感；可按评估目的选择，并结合临床访谈解释[5,8-10]。
NICE指南建议，
图. 医患共同决策框架 [12]
不同指南和专家共识也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个体化选药思路。《中国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2025版）》要求首次用药前全面评估；对于复发患者，还应系统回顾既往治疗史、躯体状况、治疗偏好及依从性，并在治疗期间监测疗效和不良反应[13]。《精神分裂症药物治疗：日本专家共识（2025版）》则针对不同临床场景提出差异化建议，其中
INTEGRATE指南进一步按症状域提出处理路径：持续性阴性症状需处理继发因素并结合心理社会干预；明确的抑郁症状可考虑心理治疗和抗抑郁药，并根据个体情况评估是否调整抗精神病药[7]。
总之，将患者的感受与生活目标纳入决策，也意味着在随访中持续确认：当前方案带来了哪些改变，还有哪些困扰需要处理。
遇见改变：照亮回归生活的方向
《中国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2025版）》指出，精神分裂症康复至少应综合考虑三个领域：症状缓解、功能改善和主观感受。康复应从患者接受医疗服务的第一时间开始，在缓解症状的同时关注功能改善，并在治疗联盟基础上寻求症状控制与功能保持之间的平衡[13]。
治疗效果的观察应同时关注症状变化、病情稳定情况，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功能是否改善。比如，当患者提出“想回去工作”时，可以进一步讨论就业意愿、岗位偏好及所需支持。NICE建议，为希望求职或返岗的精神病性障碍或精神分裂症患者提供支持性就业服务[15]。临床可结合当地资源提供或转介相关服务，将回归社会的期待落实为具体的康复安排。
药物治疗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基础，其获益需要从症状、稳定性和社会功能等层面进行观察。以布瑞哌唑相关研究为例，一项汇总3项6周随机对照研究的事后分析显示，布瑞哌唑2～4 mg/d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的阳性症状、阴性症状、思维紊乱、敌意/兴奋和焦虑/抑郁5个Marder维度上均较安慰剂显著改善，效应量为0.22～0.32[16]。
另一项随机撤药研究显示，对于经布瑞哌唑治疗达到稳定标准的患者，继续治疗较转为安慰剂可显著延长至“即将复发”的时间（HR=0.292）[17]。
此外，对3项急性期研究的汇总分析显示，布瑞哌唑组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PSP）总分及各功能维度较安慰剂均有改善，包括社会有用活动、人际关系、自我照料以及干扰和攻击行为[18]。
在患者自身的感受层面，一项为期14周、纳入19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前瞻性观察研究显示，布瑞哌唑治疗期间，SWN日文简版（SWNS-J）总分由第2周的68.1±22.3升至第14周的79.5±21.0（P=0.0084），其中自我控制与社会整合两个分量表亦显著改善[19]。
症状、功能与患者自评共同构成对治疗获益的观察。让患者的感受进入评估、让生活目标进入决策，才能使“听见真实声音”转化为康复中的实际改变，也让“悦纳情绪，心有阳光”真正融入日常诊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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