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DV 2026 | 特应性皮炎系统治疗进入“策略选择”时代，从“下一步试什么”走向“什么最适合”_

EADV 2026 | 特应性皮炎系统治疗进入“策略选择”时代，从“下一步试什么”走向“什么最适合”

发布时间：2026-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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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特应性皮炎（atopic dermatitis, AD）的临床实践中，几乎每位皮肤科医生都面对过这样的困境：一个重度AD年轻患者，湿疹面积与严重程度指数（EASI）高达28分，瘙痒数字评分量表（NRS）9分，睡眠严重受损，但仅凭“疾病很重”是否足以决定起始系统治疗方案？

在2026年欧洲皮肤病与性病学会（EADV）年会成人特应性皮炎专场中，巴塞罗那贝尔维特大学医院Ignasi Figueras-Nart医生围绕这一临床痛点展开了一场极具实践导向的分享。他指出，过去几年AD的治疗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系统治疗和外用治疗的可选方案空前丰富，但“选择更多”并不等于“决策更简单”。Ignasi Figueras-Nart医生系统梳理了从外用治疗优化、系统治疗起启决策、疗效评估到治疗调整的完整路径，并反复强调一个核心理念：我们不应只问“下一个方案是什么”，而应转向“哪种方案最适合眼前这位患者”。

图1 Ignasi Figueras-Nart医生分享讲题

“外用失败”需要先被定义：优化外用是升级系统治疗前不可跳过的一步

Ignasi Figueras-Nart医生开篇即从治疗的基础——外用药物谈起。他回顾了欧洲当前的外用治疗版图：除了传统的外用糖皮质激素（TCS）和钙调磷酸酶抑制剂（TCI）之外，芦可替尼作为“新面孔”已在欧洲获批用于中度AD成人患者，适用于TCS和TCI无效或不适用的情况，可同时覆盖体表面积（BSA）达20%。其III期试验数据显示，EASI 75应答率约70%，NRS 4应答率约60%，表现令人鼓舞。然而，即便外用选择不断扩容，仍有大量患者需要系统治疗。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识别那些确实需要升级的患者？

图2 当前欧洲AD治疗全景图，包括外用药物（TCS、TCI、罗氟司特）、光疗及系统治疗药物。

Ignasi Figueras-Nart医生对此给出了一个层次分明的评估框架。他引用文献中发表的算法指出，外用治疗2至4周后若未达到预设目标，应首先反思“我们是否做对了”，而非立即换药或升级。这包括确认患者是否存在接触性皮炎等干扰因素，以及是否真正规范用药。他表示，不仅要检查患者，也要检查我们自己：所用激素的强度是否与皮损匹配？用药部位是否准确？用药节奏是否合理（主动维持还是被动反应）？只有排除了上述问题，确认即使优化外用治疗后患者仍有显著炎症体征、症状负担和生活质量损害，才能定义为真正的“外用治疗失败”（topical failure），进而考虑系统治疗。

图3 外用治疗升级评估算法，强调评估依从性和优化外用方案后再考虑升级

这一框架的核心价值在于避免两个常见误区：一是因患者依从性差或外用方案不合理而过早升级；二是在真正需要系统治疗时犹豫不决。讲者的务实建议是，临床医生在做出升级决策前，必须把外用治疗“优化到极致”，同时兼顾“患者感受到了什么”与“我们看到了什么”。

系统治疗选择：从“疗效排名”到“五问决策”

进入系统治疗环节后，Ignasi Figueras-Nart医生首先呈现了一个现实图景：当前可用的系统治疗策略涵盖靶向2型炎症的生物制剂（白介素‑4/13抑制剂、白介素‑31抑制剂）、Janus激酶（JAK）抑制剂，以及传统系统免疫抑制剂。网络荟萃分析提示JAK‑1抑制剂整体疗效居于前列，起效更快、更早实现深度皮损清除，但单纯依据疗效选药并不符合临床现实。

图4 当前系统治疗策略分类：2型生物制剂、抗IL-31生物制剂、JAK抑制剂及传统系统药物

但Ignasi Figueras-Nart医生随即抛出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只看疗效，所有患者都应该一线使用JAK抑制剂，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指出，起启系统治疗前需要回答五个问题：

第一，患者需要多快的起效速度？

第二，我们需要多深的应答深度？

第三，患者的风险画像如何——是否有心血管危险因素或其他安全性顾虑？

第四，患者是否合并2型共病（如哮喘）或其他炎症性疾病？

第五，哪种策略最贴合患者的生活方式？此外还需考虑本国可及性与报销政策。

图5 起启系统治疗前需回答的五个核心问题（“五问决策法”）

结合临床实例可以直观理解这套决策逻辑。年轻无心血管基础疾病、重度AD伴明显羞耻社交障碍，优先选择JAK抑制剂获取快速深度应答；老年、存在心血管高危因素，合并哮喘等2型共病，遵循现有安全推荐优先选用2型生物制剂；皮损程度尚可，但以剧烈瘙痒、严重失眠为主诉，且有近期妊娠计划，白介素‑31抑制剂 nemolizumab可以快速改善瘙痒症状，更加契合该类患者需求。当前临床处于基于表型选药阶段，基于生物标志物精准分层尚待未来落地。

图6 老年、存在心血管高危因素，合并哮喘等2型共病

“改善”不等于“控制”：重新审视治疗成功与残余病灶

Ignasi Figueras-Nart医生接着将话题推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治疗成功？他展示了一个病例：患者在接受系统治疗16周后EASI改善约80%，看似“疗效不错”，但进一步询问发现NRS仍有4分、手部湿疹持续、几乎每天仍需使用外用药。他指出：“Clearly doing better, but clearly not controlled.”——“有所好转” 不等于实现疾病控制。这个案例揭示了一个核心临床盲区：医生常用的评估指标与患者真实体验之间存在落差。

图7 “改善但未控制”的病例：EASI改善80%但NRS仍有4分、手部湿疹持续

Ignasi Figueras-Nart医生认为，造成这一落差的原因之一在于评估时机不当。不同药物的起效动力学不同：JAK抑制剂是快速起效型，而生物制剂可能出现“晚期应答模式”，二者不应在同一时间点进行评估。他建议，生物制剂的关键评估时间节点应在第16至24周之间，不应在第24周之前做出换药决定；而JAK抑制剂因起效迅速，可在第4至8周进行早期评估，如应答不理想可在第16周前优化剂量。

图8 药物特异性评估时间建议：生物制剂16-24周，JAK抑制剂可第4-8周早期评估，最终决策不早于24周

出现部分应答、残余病灶时，不能直接判定治疗失败，需要层层鉴别诱因：是原发AD残留，还是继发感染；或是治疗诱发特殊皮肤不良反应。报告重点提及两类靶向药相关皮肤事件：度普利尤单抗相关头颈部皮炎，发生率最高可达10%，表现为面颈边界清楚红斑斑块伴细碎鳞屑，机制和Th22 T细胞寡克隆扩增相关；奈莫利珠单抗给药后早期可出现银屑病样、脓疱样或者非特异性药疹，多数无明显瘙痒，容易和原有AD混淆，首选外用糖皮质激素干预，无效再考虑换药。排除误诊、依从性差、药物相关不良反应之后，仍然持续疾病活动，才可以确认治疗应答不足。Ignasi Figueras-Nart医生强调，对于奈莫利珠单抗相关皮疹，多数患者可通过外用糖皮质激素控制，仅少数需要调整治疗。换言之，处理部分应答的关键在于“精确诊断残留疾病的本质”，而非盲目换药。

在全面评估后，如果确认患者尽管进行了充分优化但仍有显著疾病负担，才可判定为治疗失败，并据此在同类药物内或跨类别进行方案转换。Ignasi Figueras-Nart医生将自己的决策逻辑归纳为一张实用的决策流程图：有2型共病或安全性顾虑者优先选择生物制剂；瘙痒主导、睡眠严重受损者可考虑奈莫利珠单抗；需要快速深度应答或偏好口服者则倾向JAK抑制剂；起始治疗后，生物制剂于第16-24周、JAK抑制剂于第4-8周评估，但最终决策不早于第24周；若应答不充分，先核查诊断正确性、治疗依从性和外用药使用情况，再考虑调整系统治疗方案。

图9 系统治疗决策流程图总结：基于患者特征选择起始方案、关键评估时间点及治疗调整流程

结语：从“选一个药”到“选一套策略”

Ignasi Figueras-Nart医生在总结中直言，外用治疗是AD管理的基石，但绝非“天花板”。随着生物制剂可实现约30%的完全或接近完全清除率、JAK抑制剂可达约40%，过去难以想象的深度应答已进入现实。更令人期待的是，目前已有超过60个新分子在研发管线中，且不再局限于已知靶点，还包括全新作用机制。正如他在演讲末尾所强调的：“Don't start just a treatment. Choose a strategy.” 这句话，或许正是本次专场留给临床医生最有价值的提醒。在AD治疗进入“百花齐放”的时代，药物的选择只是起点，真正决定患者长期预后的，是贯穿评估、起启、监测与调整全流程的临床判断力。

参考来源：https://eadvcongress.virtual-meeting.org/programme/session/6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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