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性厌食(AN)的标准化死亡比约为5.86,是死亡风险最高的
与沉重的疾病负担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目前尚无任何药物获批用于成人AN。现有研究最充分的

2026年7月14日,匈牙利研究团队于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发表论文,尝试从机制层面寻找新的突破口。通过整合AN的多模态神经影像证据,并将其与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卡立
四类影像证据指向共同异常
过去二十年的影像学研究推动了人们对AN的重新认识:它并非仅能从心理社会层面解释,还具有可重复观察的神经生物学异常。
功能MRI显示,AN患者在面对食物刺激时,腹侧纹状体和杏仁核激活减弱,前额叶-扣带皮层却过度参与;PET发现,扣带、额叶、顶叶、颞叶及中缝背核的5-HT1A受体结合升高30%-70%,5-HT2A受体结合持续降低,前腹侧纹状体D2/D3受体结合也可能出现代偿性上调;SPECT可见颞叶与扣带皮层低灌注;EEG则表现为P300波幅降低、N2潜伏期延长,以及顶枕部θ活动升高所反映的高唤醒状态。
其中,部分PET受体异常、SPECT灌注改变及EEG信号在体重恢复后仍可观察到,提示其可能具有特质性。总体而言,四类影像发现分别对应AN的五个核心症状维度:食物奖赏低敏感、伤害回避与焦虑、身体意象扭曲、认知僵化和内感受受损。
卡立哌嗪:一把可能正合适的「受体钥匙」
卡立哌嗪属于D3/D2部分激动剂,对D3受体的亲和力约为D2受体的10倍,同时具有5-HT1A部分激动及5-HT2A/2B拮抗作用。作者将上述受体药理特征与AN的神经影像学基础逐一对应:
★ 重建食物奖赏
AN患者的腹侧纹状体可能处于低
★ 减轻过度认知控制
对于过度激活的前额叶回路,卡立哌嗪或可通过调节
★ 调节
在论文假设的5-HT1A信号偏强环境中,卡立哌嗪可能限制过度活跃的抑制性信号;当5-羟色胺张力正常或偏低时,其作用方向又可能不同。这一作用方向主要依据慢性啮齿动物研究推演,能否以相同的时间进程和效应幅度转化到人体仍不确定。
★ 重新校准受体设定点
作者进一步假设,在D2/D3受体已出现代偿性上调的AN脑内环境中,慢性D3部分激动可能补充内源性多巴胺未能提供的受体刺激信号,减弱维持代偿性上调的驱动力,使受体密度趋向中间设定点。这一方向目前尚无来自AN人群的直接证据,但可以通过前瞻性PET研究加以检验。
然而,这一多巴胺受体异常并非在所有研究中均被发现。另一项纳入21名低体重AN患者和25名健康对照的PET研究未发现纹状体D2受体结合差异,15名完成复测的患者在体重恢复后也未见变化。疾病阶段、感兴趣区划分及显像剂特性可能解释差异,但目前尚无定论。
此外,该模型与限制型AN的匹配更直接,对暴食—清除型的适用性仍不确定。后者的中脑边缘异常可能更多表现为惩罚环路敏感,而非食物奖赏缺陷。
如何解读?
以上假说为理解AN的一个临床悖论提供了新的思路:患者对食物缺乏兴趣和进食动力,
基于这一特点,论文提出:如果卡立哌嗪能够适度提高低多巴胺状态下的基础水平,食物线索或许可以重拾一定的吸引力;与此同时,消瘦等非食物线索原本过于突出的相对吸引力可能随之减弱。相比之下,奥氮平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拮抗D2受体,可能进一步降低中脑边缘多巴胺信号,与论文提出的「食物奖赏反应偏低」模型并不完全契合。
治疗时机同样值得关注。严重低体重状态下,营养不足以及代谢和激素变化都可能影响脑功能,进而限制药物对奖赏环路的作用。论文因此推测,体重恢复期至早期维持期或许更适合检验卡立哌嗪的潜在作用。不过,这仍是一项有待验证的研究假设,并非已经确定的临床干预窗口。
安全性是AN药物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论文引用的
静坐不能可能是更需要警惕的不良反应,其NNH约为10-19。AN患者本就可能存在明显焦虑、躯体活动增多和躯体警觉,静坐不能可能进一步增加痛苦,也可能干扰对疗效和耐受性的判断。作者为未来临床试验设计了一套管理方案:以1.5 mg/d起始并缓慢加量,每次随访使用Barnes静坐不能评定量表(BARS)监测;总体评分≥2分时减量,≥3分时考虑停药并给予
目前尚无卡立哌嗪用于AN的临床神经影像学研究;文中关于fMRI、PET、SPECT和EEG变化的内容均为机制预测,而非已经观察到的治疗效应。本项工作的主要价值在于将AN的神经影像学异常、卡立哌嗪的受体作用和可以实际测量的研究终点逐一对应,形成了一套可通过PET、fMRI、EEG、SPECT及临床结局检验的前瞻性研究框架。只有后续研究验证这些机制预测,并进一步确认其疗效与安全性,卡立哌嗪才有可能进入AN候选治疗的临床讨论。
文献索引:Kovacs A, Csapo K, Andrassy G, Papp C, Gesztelyi R, Zsuga J. Cariprazine as a candidate for drug repurposing in anorexia nervosa: a mechanistic hypothesis grounded in neuroimaging evidence. Front Pharmacol. 2026;17:1877615. doi: 10.3389/fphar.2026.187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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