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进行医学科学交流，不用于推广目的
近年来，随着疾病认知深化、新药技术突破，以及临床对激素减停需求的日益迫切，
徐健教授
SLE 领域诊疗理念的核心转变，体现在治疗格局革新与治疗目标全面升级两大方面，转变根源集中在传统治疗的固有局限与创新药物的快速发展。
首先，传统治疗的局限性，促使 SLE 管理格局革新。早期因发病机制不明、治疗手段有限，SLE 的临床管理长期停留在症状控制阶段。我国 SLE 治疗长期依赖
其次，在创新型药物的加持下，SLE 治疗目标迎来全面升级。随着疾病认知的加深，以及新型药物可及性提升，当前 SLE 治疗已从传统的“症状控制”逐渐向 “摆脱激素依赖、实现长期器官保护”的更高目标迈进。国内外指南一致推荐以 T2T 模式管理 SLE，并将 LLDAS、DORIS 缓解作为 SLE 管理的核心目标[1,2]。然而研究进一步发现，即使处于 LLDAS 状态，患者仍可能发生新的器官损伤[7]；相较于 LLDAS，达到临床缓解的患者在器官保护、降低并发症风险等方面具有更优的远期结局[8]。因此，实现临床缓解成为当前 SLE 管理追求的更高目标。
同时，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传统药物的治疗定位也发生了实质性转变。首先，激素由SLE 长期维持用药转变为急性期诱导过渡用药。国内外权威指南一致推荐，对病情长期稳定的患者，尽早评估启动激素减量，最终实现激素安全减量甚至停用[1,2,9]。SLE 激素的应用应遵循“激素减量评估→低剂量长期维持→安全停药”三级临床路径：对于目前服用激素>5mg/d 且病情稳定者，应在 6 个月内将激素减量至≤5mg/d[1]；对于持续缓解、无脏器活动、自身抗体及补体稳定且服用激素≤5mg/d 的患者，应有条件地缓慢、安全地减停激素，避免疾病复发[1,2,9]；而对于存在胃肠道疾病、
徐健教授
数据显示，当前治疗下，我国 SLE 患者 DORIS 缓解率仅 2.47%，远低于国际水平（22.9%）[3,4]，提示我国 SLE 达标率与国际存在明显差距，这种差距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
1) 疾病高度异质性。SLE 是一种高度异质性疾病，单一靶点的治疗方案难以精准覆盖所有患者[10-12]。近年来，一些 SLE 关键免疫环节的信号通路被揭示，如 B 细胞、T 细胞、补体、I 型干扰素（IFN-I）通路等[1,13]；而我国生物制剂靶点相对单一，仅有靶向 B 细胞相关通路的生物制剂获批临床，不能满足所有 SLE 患者的精准治疗和个体化治疗[1,10-12]，我们也期待更多新型靶点的研发与应用。
2) 亚洲人群 IFNGS 高表达占比高，疾病活动度更高，达标难度更大。我国 SLE 患者的发病、临床表现和主要临床转归等与欧美国家有所差异。研究发现，在 SLE 患者中Ⅰ型干扰素基因特征（IFNGS）普遍上调，尤其在尤其在亚洲人群中高 IFNGS 占比达83.3%[15]，显著高于其他人群[14,15]。这类患者更易出现血液系统、免疫系统、皮肤及肾脏受累，往往疾病活动度更高、复发风险更大[14-16]，是难以实现临床缓解的关键因素，提示了靶向 IFN-I 通路的重要价值。
徐健教授
临床、医生、患者等多重因素叠加，都可能阻碍 SLE 达标治疗的落地与实施。
首先，我国风湿科建设起步较晚，基层风湿专科匮乏、首诊分流不合理，SLE 领域 T2T 理念应用经验相对不足，多数风湿科医生对 T2T 策略的认知仍有待加强。临床中，医生长期依赖糖皮质激素，对生物制剂等创新疗法的获益认知不够，创新药物的启用时机偏保守[11]；同时，激素减量策略缺乏统一标准，医生常面临“不敢减”或“不知如何减”的困境[11,12]，阻碍 SLE 达标治疗的落地。
其次，据我观察，部分医生在临床实践中仍存在治疗惰性，仍以“症状控制”为治疗终点，对 DORIS/LLDAS 标准把握不够准确；治疗决策存在主观倾向，仅凭“经验感觉”或个别化验单异常调整方案，对 SLEDAI、PGA 等评估工具的应用经验不足，评估流程不规范，限制了达标治疗的有效实施。
此外，患者因素是影响达标治疗的关键环节。我国 SLE 患者诊断延误现象普遍，首次就诊选择风湿免疫科的比例仅 35.3%[3]，平均诊断延超 10 个月[1]；加之患者对疾病认知不足现象普遍，进一步延误早期干预时机[3]。同时，治疗过程中患者依从性差、对经济负担及药物副作用的担忧、随访中断、心理焦虑等问题，都直接影响SLE 的持续达标。
徐健教授
为了促进 SLE 达标治疗在我国真正落地，有以下建议：
首先，规范化 SLE 达标治疗全流程管理。完整的 T2T 策略应形成基线评估-目标设定-方案制定-定期监测-动态调整的闭环[1,17]：1）开展基线全面评估，涵盖疾病活动度、器官损伤、合并症等核心指标；2）结合患者病情，个体化设定 SLE 治疗目标；3）结合患者意愿制定初始治疗方案；4）每 3-6 个月定期随访，动态监测目标达成情况；5）未达标时及时调整方案，尽早引入免疫抑制剂或生物制剂。全程闭环管理与规范的长期随访机制，是保障持续达标的核心。
其次，临床医生应以临床缓解为核心目标，做好激素减量的决策者。临床医生应遵循 T2T原则，将临床缓解（疾病活动度最低、激素≤5mg/d）作为 SLE 核心目标；同时需规范激素减量策略，结合疾病活动度评估结果，在病情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减量，避免快速减停引发疾病复发[1]，对于病情长期稳定且激素剂量≤5mg/d 的患者，则应缓慢、安全地停用激素，助力患者实现治疗达标。
最后，应强化医患共同决策，个体化治疗：临床医生应主动与患者沟通治疗意愿，加强患者教育以提升其疾病认知水平，为 SLE 患者制定精准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只有通过这些举措，才能真正缓解患者的心理焦虑，提高治疗依从性[3-4,10]，助力患者实现达标治疗。
徐健教授
靶向生物制剂通过精准干预致病通路，推动 SLE 治疗从 “经验治疗” 迈向 “精准治疗”，全面重塑我国 SLE 达标治疗格局，为中国患者提供更加适配的精准治疗方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IFN-I 是连接固有免疫与适应性免疫的核心枢纽，可系统放大免疫异常，驱动多系统损伤[18]；此外，亚洲 SLE 患者 IFN-I 通路活化比例更高、IFN-I 轴活化较欧洲人群更显著，是疾病持续活动的关键机制基础[14]。靶向 IFN-I 通路的生物制剂可直接阻断上游核心驱动轴，从源头抑制 SLE 免疫级联反应。而靶向 B 细胞通路的疗法，则阻断 SLE 下游自身抗体生成与器官受累相关环节[19,20]。两类疗法分别作用于 SLE 的上游驱动与下游效应环节，形成差异化、互补的精准干预路径。可以说，以生物制剂为代表的创新型药物，已从 SLE 后期的补救治疗，向早期诱导达标治疗的应用窗口前移，期待其可以助力 SLE 管理从“控制症状”向“摆脱激素依赖、实现长期器官保护”的更高目标迈进。
期待未来能进一步加强医生培训，提升医生对创新药物适用人群与启动时机的整体认知，进一步前移创新药物的治疗窗口；同时优化医保政策，提高药物可及性，让更多创新药尽早惠及患者，以此实现 SLE 诊疗向更高目标迈进。
专家简介
- 徐健 教授 -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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