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ER+/HER2-早期
2026年ESMO BC上，来自韩国的Sung-Bae Kim教授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
中危HR+/HER2-早期乳腺癌患者应用化疗获益有限
TAILORx研究
TAILORx研究[1]入组了淋巴结阴性、RS 11-25的HR+/HER2-乳腺癌患者共6,711例。结果显示，在内分泌治疗基础上联合化疗并未带来额外获益：内分泌治疗组及化疗+内分泌治疗组的9年无浸润性疾病生存率（iDFS）绝对差值仅1%（83.3% vs. 84.3%）。
进一步分析表明，化疗获益人群主要集中于≤50岁、RS 16-25的亚组中。但该亚组仅有13%的
图1 TAILORx研究：内分泌治疗组及化疗+内分泌治疗组9年iDFS率[1]
RxPONDER研究
RxPONDER研究[2]入组5,083例1-3个淋巴结阳性、RS≤25 HR+/HER2-乳腺癌患者接受内分泌治疗或化疗联合内分泌治疗。
结果显示：绝经前患者虽显示出化疗获益（HR=0.60, p=0.002），5年绝对获益达5%，但同样面临获益来源的归因困境——该研究中仅12.7%的绝经前患者接受了卵巢功能抑制。
图2 RxPONDER研究：绝经后及绝经前患者化疗获益[2]
CDK4/6抑制剂辅助治疗HR+/HER2-乳腺癌高危患者证据逐渐成熟
monarchE研究
monarchE研究[3]入组5,637例腋窝淋巴结转移≥4枚或1-3枚腋窝淋巴结阳性且伴有高危因素（组织学分级3级/肿瘤直径≥5cm/Ki-67≥20%）的早期高危HR+/HER2-乳腺癌患者，1∶1比例随机分配至
7年随访结果显示，与单纯内分泌治疗相比，阿贝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降低了15.8%的死亡风险（OS：85.0% vs 86.8% ），IDFS风险降低26.6%。
图3 monarchE研究：内分泌治疗组及阿贝西利+内分泌治疗组OS率及iDFS率[3]
NATALEE研究
NATALEE研究[4]则覆盖了更广泛的人群，共入组5,101例II-III期，包括淋巴结阴性（N0）但合并部分高危因素（Ki67≥20%、基因检测为高风险）的HR+/HER2-乳腺癌患者，分别接受
5年随访结果结果显示，与单纯内分泌治疗相比，瑞波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的IDFS风险降低了28.4%。且在淋巴结阴性高危亚组中，HR低至0.60，绝对获益达5.7%。
图4 NATALEE研究：内分泌治疗组及瑞波西利+内分泌治疗组iDFS率[4]
然而，并非所有CDK4/6抑制剂在HR+/HER2-乳腺癌辅助治疗中都获得成功。PALLAS研究和PENELOPE-B均未达到主要终点。其失败的原因可能包括：间歇给药导致靶点抑制不充分，1-2年的治疗时长不足以产生持久获益，以及入组人群未充分富集高危患者。PALLAS研究中42%的患者未完成2年治疗，PENELOPE-B研究中20%的患者未完成13个周期。由此推测，连续给药、足够疗程（≥2年）以及精准的人群筛选，是CDK4/6抑制剂辅助治疗成功的关键要素。
CDK4/6抑制剂 vs 化疗
截至目前，尚无III期研究直接头对头比较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与化疗的疗效。从现有研究结果来看，monarchE研究结果显示阿贝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的7年iDFS绝对获益达6.5%，OS绝对获益为1.8%。其获益幅度已超过化疗在中危人群中的获益（2-5%）。NATALEE研究中淋巴结阴性高危亚组HR低至0.60，提示即使在已接受过化疗的患者中，瑞波西利仍能进一步降低复发风险。
但monarchE和NATALEE研究入组患者以高危为主，其对于中危亚组的分析属于事后分析；此外，CDK4/6抑制剂的OS绝对获益仍较为有限，需谨慎解读。
因此，NCCN（2026 v2）及ESMO（2025-2026）指南尚不支持应用CDK4/6抑制剂完全替代化疗。阿贝西利和瑞波西利可与内分泌治疗联合应用于符合相应研究入组标准的患者。对于中危患者，仍需进行个体化风险评估和医患共同决策。
两项头对头比较HR+/HER2-中危乳腺癌患者接受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与化疗疗效的III期研究ADAPTcycle和NoLEEta正在进行中。
其中ADAPTcycle研究入组1684例根据ADAPT标准定义的中危HR+/HER2-乳腺癌患者，接受新辅助标准化疗或瑞波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主要终点为iDFS和远处无病生存期（dDFS）。
NoLEEta则纳入3902例中危HR+/HER2-早期乳腺癌患者，1:1随机分组接受瑞波西利联合内分泌辅助治疗或化疗序贯瑞波西利+内分泌辅助治疗，主要终点为侵袭性乳腺癌无病生存期（IBCFS）。该研究结果预计于2028年公布，届时或将提供更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
图5 ADAPTcycle和NoLEEta研究设计方案
小结
从TAILORx、RxPONDER到monarchE、NATALEE，HR+/HER2-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正在逐渐从“一刀切”转向“生物学驱动”的精准治疗时代。对于中危患者而言，如何在降低复发风险的同时避免过度治疗，已成为当前临床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尽管现阶段尚无足够证据支持CDK4/6抑制剂完全替代化疗，但其在辅助治疗中的持续获益，正在不断推动“去化疗”策略向前发展。未来，随着ADAPTcycle、NoLEEta等研究结果公布，以及ctDNA等生物标志物进一步成熟，HR+/HER2-早期中危乳腺癌辅助治疗或将迎来更加精准的个体化决策模式。
参考文献：
[1]Sparano JA, Gray RJ, Makower DF, et al. Adjuvant Chemotherapy Guided by a 21-Gene Expression Assay in Breast Cancer. N Engl J Med. 2018;379(2):111-121.
[2]Bardia A, Hurvitz SA, Tolaney SM, et al. Sacituzumab Govitecan in Metastatic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N Engl J Med. 2021;384(16):1529-1541.
[3]Johnston S, Martin M, O'Shaughnessy J, et al. Overall survival with abemaciclib in early breast cancer. Ann Oncol. 2026;37(2):155-165.
[4]Crown J, Stroyakovskii D, Yardley DA, et al. Adjuvant ribociclib plus nonsteroidal aromatase inhibitor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HR-positive/HER2-negative early breast cancer: 5-year follow-up of NATALEE efficacy outcomes and updated overall survival. ESMO Open. 2025;10(11):105858.
撰写：Ocean
审校：Ocean
排版：Ocean
执行：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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