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数据显示，大约1/3卒中患者会出现抑郁或焦虑症状。 其中，PSD总体患病率约为27%，PSA患病率约为18.7%～24.2%，而且两者经常同时存在，合并出现风险比高达4.66。 值得注意的是，PSD和PSA并不只是卒中急性期的短暂反应。数据显示，卒中后1个月内PSD患病率约30%，而在卒中后1年以上，患病率依然接近29%；PSA同样具有长期持续特点。 也就是说，即便患者已经离开卒中单元并完成急性期治疗，情绪问题依然可能长期存在。

年轻卒中患者尤其值得关注。与传统印象不同，年轻卒中幸存者反而更容易出现PSD和PSA。研究认为，这与工作中断、经济压力、家庭责任以及长期生活规划被突然打乱有关。 此外，女性、既往存在焦虑抑郁病史、卒中程度较重、存在认知或语言障碍，以及社会支持不足的人群，也都属于高风险人群。 更值得重视的是自杀风险。卒中幸存者自杀意念发生率约为12.2%，明显高于普通人群的4.3%；自杀死亡风险也增加约73%。 但现实中，很少有患者真正接受过系统性的自杀风险筛查。

卒中后情绪障碍并不是简单的“心理脆弱”或“想不开”，其形成机制被认为是神经生物学改变与心理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神经解剖学角度看，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多个脑区，包括额叶、基底节、边缘系统、海马和扣带回等，都可能在卒中后受到影响。尤其是额叶和基底节较大梗死灶患者，更容易出现PSD。 与此同时，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等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下降，也会直接影响情绪调节、动机与认知功能。

近年来，炎症机制越来越受到重视。卒中后急性炎症反应会导致IL-1β、IL-6、TNF-α等炎症因子升高，并进一步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长期异常激活状态，会持续影响神经可塑性与神经发生。 同时，BDNF（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下降，也被认为与PSD风险增加密切相关。

但卒中后情绪障碍并不仅仅是脑损伤本身的结果。很多患者真正难以承受的，是卒中后生活方式和社会角色的全面改变。行动能力下降、语言障碍、职业中断以及长期依赖照护，都会让患者逐渐失去原有的生活秩序。一些患者从家庭主要支柱，突然变成需要长期照护的人；还有患者因为失语或运动障碍逐渐脱离社交环境。 这种“身份断裂感”，本身就是情绪问题的重要来源。更重要的是，这些因素往往形成恶性循环：功能障碍会增加抑郁风险，而抑郁又会进一步降低康复训练参与度、影响运动与药物依从性、减少社交和活动水平，从而进一步加重功能障碍。

PSD和PSA在临床上的识别并不容易，因为很多卒中后常见症状，本身就可能与焦虑抑郁高度重叠。 例如卒中后疲劳，患者会表现出明显精力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和持续疲惫感，但其核心并不一定是情绪低落，而是一种持续性耗竭状态。 再比如卒中后淡漠（apathy），患者会表现出缺乏主动性和目标导向行为，但未必存在明显悲伤或绝望感。 此外，假性延髓情感（pseudobulbar affect）也容易与抑郁混淆，这类患者可能突然哭泣或大笑，但情绪表达往往与真实内心体验并不一致。 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表现为反复回忆抢救场景、出现濒死体验相关闪回、回避医院环境甚至停止服药，其本质更接近创伤反应，而不仅是普通焦虑。

现实中，PSD和PSA最大的难点之一就是漏诊。卒中患者本身可能存在认知障碍、失语或交流困难，使很多标准量表难以准确应用。 目前较常用的筛查工具包括PHQ-2、PHQ-9以及GAD-2等，其中PHQ-2由于耗时短、实施方便，被认为较适合作为PSD快速筛查工具。 但问题在于，许多量表并未纳入自杀风险评估，而卒中后患者恰恰属于高风险人群。此外，很多患者并不会主动表达情绪问题。一部分患者会把情绪低落视为“正常后遗症”，另一部分患者则因为羞耻感或病耻感而回避谈论心理问题。 这也进一步增加了临床识别难度。

目前指南仍推荐抗抑郁药用于PSD治疗，其中SSRIs被认为是一线方案。舍曲林、西酞普兰和艾司西酞普兰由于抗胆碱能作用较小、药物相互作用风险较低，通常更受推荐。 曾经备受关注的氟西汀，则经历了一次典型“从期待到降温”的过程。早期FLAME研究曾提示其可能促进卒中后运动恢复，但随后FOCUS、AFFINITY及EFFECTS等大型随机研究发现，其并未带来明确功能获益，反而增加骨折风险，因此目前已不再推荐常规预防性使用。 对于PSA，SSRIs和SNRIs同样是一线选择，而苯二氮卓类药物则越来越被谨慎对待，因为其可能增加跌倒、认知损害、谵妄以及短期死亡风险，对于老年卒中患者尤其危险。

与此同时，“非药物治疗”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认知行为治疗（CBT）是目前研究最多的心理干预方式之一，最新Meta分析显示，其对PSD和PSA均具有明确改善作用。远程CBT的有效性，也让行动不便或居住偏远患者具备了接受心理干预的可能。 运动干预则是目前证据最强的非药物方案之一。两项纳入24项RCT、超过1700例患者的Meta分析显示，运动训练可显著改善PSD症状。 其中，多组分训练，即有氧运动、抗阻训练和平衡训练联合方案，效果优于单纯有氧运动。 此外，正念疗法、接纳与承诺疗法（ACT）、积极心理学干预、音乐治疗以及同伴支持等，也开始显示出一定潜力。

另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问题，是照护者负担。数据显示，约40%的卒中照护者同样存在焦虑或抑郁症状。 长期高负担状态不仅影响照护者自身健康，也会反过来影响患者康复、增加再住院风险。 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开始关注“双人干预（dyadic intervention）”，即同时针对患者与照护者开展心理支持，其核心并不只是改善情绪，而是重新建立卒中后的家庭适应能力。

参考文献：Terrill AL, Moreno-Gomez V, Kumar M, MacKenzie JJ. Poststrok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 Comprehensive Topical Review. Stroke. 2026;57(5):1406-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