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区域指南对于慢性乙型肝炎（CHB）启动抗病毒治疗的阈值存在显著差异，导致治疗覆盖率差异巨大。APASL 2026 年 CHB 临床实践指南（CPGs）引入了一种简化且更具包容性的“全员治疗”（treat-all）策略，但其在人群层面的影响尚未得到量化。本研究旨在评估在最近更新的各大区域 CHB 临床实践指南下的治疗适用人群范围、肝细胞癌（HCC）、死亡率结局及直接医疗成本。

根据 APASL 2026、EASL 2025 和 AASLD 2025 临床实践指南，分别构建了三种特定指南的治疗算法。基于公开的流行病学数据集生成了一个包含100,000例CHB初治成年患者的合成队列。对各指南对应的治疗资格进行了评估。采用状态转移马尔可夫模型预测2025年至2050年的 HCC 发病率、乙肝相关死亡率以及直接医疗成本。疾病进展概率来源于大型前瞻性亚洲队列以及评估不同纤维化分期下接受治疗与未接受治疗人群中抗病毒疗效的荟萃分析。模型的不确定性通过概率敏感性分析（1,000 次迭代）评估。

APASL 的治疗适用人群占比最高（85%，范围 77–99.99%），其次是 EASL（62%，范围 59–97.9%）和 AASLD（47%，范围 46–58%）。与 EASL 和 AASLD 相比，APASL 的“全员治疗”策略到2050年可分别额外预防5,843例（95% 不确定区间：216–22,660）和9,534 例（373–33,322）HCC 病例，同时分别减少 4,875 例（151–18,337）和 7,955 例（220–26,804）乙肝相关死亡。长期医疗成本方面，APASL 指南方案医疗成本更低，在 25 年间相比 EASL 可节省 2.31 亿美元（95% UI：210 万–17.4 亿），相比 AASLD 可节省 3.77 亿美元（95% UI：310 万–26.3 亿）。

全员治疗模式可显著扩大CHB治疗适用人群范围，有效降低HCC发病风险与乙肝相关死亡风险。该研究结果证实，APASL简化的“全员治疗”策略具备临床可行性与公共卫生价值，是推进全球乙型肝炎病毒根除目标的重要实践路径。

全球主流CHB区域指南在治疗启动阈值、肝纤维化评估及核苷（酸）类似物（NUCs）停药策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文比较了 WHO 2024、EASL 2025、AASLD/IDSA 2025 和 APASL 2026 指南，以识别核心观点差异。

围绕三大核心维度开展结构化分领域对比：（1）基于谷丙转氨酶（ALT）、乙肝病毒脱氧核糖核酸（HBV DNA）和纤维化阈值的治疗启动指征；（2）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推荐；（3）NUCs 停药管理策略。系统提取并比较各项推荐意见，以明确临床方法的差异。

治疗对象与时机：

治疗方法：
各指南的一线治疗均为高基因抗药性屏障 NUCs（恩替卡韦、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或丙酚替诺福韦），妊娠期优先选用替诺福韦。WHO 推荐替诺福韦加拉米夫定（lamivudine, 3TC）或替诺福韦加恩曲他滨（emtricitabine, FTC）作为替代方案。APASL 2026 独具特色，将聚乙二醇干扰素-α列为一线或联合加用治疗选择，以助力实现HBsAg清除。EASL 2025 最广泛地整合了定量生物标志物（HBcrAg、HBV RNA、qHBsAg）以指导有限疗程治疗。

停药时机：

NUC 停药通常仅限于实现持续性 HBsAg 清除的患者，但 EASL 2025 和 APASL 2026 针对部分非肝硬化患者，制定了更为宽松的停药标准。

主要CHB区域指南反映了不同的优先考量：APASL 2026 采用最具包容性的治疗策略，EASL 2025 兼顾治疗普适性与有限疗程诊疗路径，AASLD/IDSA 2025 强调以无限期治疗为主的共同决策，而 WHO 2024 则优先考虑医疗资源受限环境下的可行性。这些不同的优先级考量，对亚太地区HBV消除策略的落地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为提升CHB的疾病诊断、诊疗衔接及长期随访管理质量，将 CHB 诊疗管理下放至基层医疗机构的模式正日益推广。但该模式能否顺利落地实施，取决于患者和医生的偏好、经验及主观认知的诊疗障碍。本系统综述整合归纳患者与临床医师双重视角，分析基层医疗体系下 CHB管理的相关观点。

在 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 和 PsycINFO 数据库中使用主题词和关键词进行系统性文献检索，获得 7,087 条记录。去除重复记录（n = 6,555）后，对 532 条记录进行标题和摘要筛选，排除 437 条。对 95 篇文献进行全文审阅，其中 50 篇符合纳入标准（22 篇以患者为中心，28 篇以医生为中心）。采用主题综合法分析数据，梳理患者及医疗服务提供者层面的诊疗障碍，并汇总对应的优化干预方案。

患者层面：基层医疗中 CHB 管理的主要障碍有五类：（1）医疗系统障碍（如诊疗服务碎片化、医疗连续性不足、就诊等候时间过长、患者对基层医疗服务质量认可度偏低）；（2）文化与社会障碍（如医患语言沟通障碍、健康认知理念差异、家庭动态因素）；（3）污名与心理社会障碍（如害怕被歧视、羞耻感）；（4）知识障碍（如对 CHB 认知不足、错误观念）；（5）经济障碍（交通不便、时间受限）。拟议解决方案包括：将诊疗服务下沉至社区场景、开展文化与语言适宜的健康教育、完善随访提醒系统以及建立经济支持机制。

医生层面：障碍主要包括系统性资源限制（诊断条件有限、资金不足、指南不明确）、在 CHB 管理方面的知识和信心不足、与流动人口、高危人群沟通存在困难，以及对受影响人群的污名化态度。拟议解决方案包括：有针对性的继续医学教育、简化并标准化的指南、实施临床工具和召回系统、文化适应的沟通策略，以及基层与专科服务之间的共同照护模式。

本系统综述表明，多层面的障碍阻碍了基层医疗中 CHB 的有效管理。通过整合的、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共同照护模式来解决系统、文化、教育和经济层面的挑战，对于扩大以基层医疗为主导的 CHB 管理以及实现病毒性肝炎消除目标至关重要。

胆管癌（CCA）是亚洲地区高致死性恶性肿瘤，该病早期检出率较低，多数患者确诊时已为晚期。本研究旨在评估2000–2023年间CCA死亡率、发病率、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及死亡发病比（MIR）的长期趋势，以明确区域间早期诊断的差距，并为生物标志物的研发优先方向提供依据。

从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获取按性别和地区划分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及发病率数据。采用Joinpoint回归（版本5.4.0）评估时间变化趋势，估算APC和AAPC。MIR趋势被用作反映相对于潜在发病率的生存状况的替代指标。

南亚地区2000-2023年 CCA 死亡率与发病率整体呈升高趋势。女性死亡率于 2000-2007 年上升（APC 1.82%，95% CI 1.45–2.23）；并在2020–2023年期间加速上升（APC 2.87%，95% CI 1.65–4.34）。男性死亡率在2000–2010年期间上升（APC 2.11%，95% CI 1.69–2.71），随后在2010–2015年出现短暂下降（APC –1.56%，95% CI –3.81至–0.36），此后（2015–2023年）再次上升（APC 2.08%，95% CI 1.52–3.08）。发病率趋势与死亡率相平行。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研究期间南亚地区的MIR始终 >1，提示死亡人数持续超过确诊人数——反映该地区晚期诊断普遍、诊疗可及性有限及患者生存率较低。

在东南亚、东亚及大洋洲地区（SEAEAO），CCA死亡率与发病率在2000年至约2020年间呈下降趋势，随后出现轻度上升。女性死亡率在2000–2008年期间下降（APC –1.66%，95% CI –1.89至–1.36），男性死亡率在2000–2007年期间下降（APC –0.92%，95% CI –1.21至–0.64），此后趋势波动，2020–2023年间略有上升。发病率趋势与死亡率相似。MIR从约0.9下降至0.7，表明与南亚相比，该地区的生存率提高、早期诊断率提升或治疗更为有效。

图 亚洲地区胆管癌（CCA）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与发病率的分段回归分析

胆管癌在亚洲仍然是一个沉重且分布不均的疾病负担。南亚持续较高的MIR与东南亚/东亚/大洋洲地区改善的MIR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早期诊断与治疗方面的巨大差距。这些发现强烈提示，迫切需要开发强效且经济可行的早期检测生物标志物，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下。新兴的液体活检技术，包括循环肿瘤DNA、甲基化特征、片段化模式以及多组学分类组合检测，为在更早期、更可治疗的阶段发现胆管癌提供了有前景的途径。将这些生物标志物整合入区域筛查策略，同时加强诊断与治疗能力建设，对于降低亚洲胆管癌死亡率至关重要。

陈静

• 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 研究助理教授（2023-至今）

• 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兴趣为卫生服务及经济学评估、疾病建模、临床干预和转化研究、健康服务模式研究 （自我采样和筛查、互联网医疗、AI以及机器人辅助医疗等）

廖家杰 教授

• 香港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MBBS）（1987）

• 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MRCP）（1990）

• 香港内科医学院院士（FHKCP）（1995）

• 香港医学专科学院院士（肠胃及肝脏科）（FHKAM）（1995）

• 香港大学医学博士（2001）

• 爱丁堡皇家内科医学院荣授院士（FRCP ）（2004）

• 伦敦大学皇家内科医学院荣授院士 （FRCP）（2006）

• 美国肝病研究学会会员（FAASLD）（2015）

• 曾任中国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助理院长、肠胃及肝脏科临床教授、亚太肝病学会主席

• 曾获香港十大杰出青年、香港大学医学院杰出研究成果奖、解放军总后医疗成果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最高荣誉奖项Okuda-Omata杰出成就奖等

• 是目前国际上研究消化道及肝病的权威之一，在New Engl J Med，Lancet，Gastroenterology，Hepatology，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等杂志上发表论文300多篇, H指数为95

• 现任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资深常务委员

• 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乙肝再激活指南委员会和新冠肺炎（COVID-19）工作专家组主席、乙肝指南委员会联合主席、丙肝和肝癌指南委员会委员和网络研讨会项目负责人

• 现任亚太消化性疾病联盟（APDWF）管治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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