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最新流行病学数据，请您谈谈当前我国肝病整体发病趋势、人群分布特点？从临床诊疗角度看，我国肝病管理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朱志军教授

随着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各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对乙型肝炎筛查、患者教育及规范化管理工作的推进，我国肝硬化及肝癌防控取得了一定成效。1992年~2021年，我国肝硬化标化发病率和标化死亡率平均每年降低0.31%和3.21%，肝癌标化发病率及标化死亡率平均每年下降0.32%和0.79%^1,2。同时，肝病病因发生明显变化，酒精性肝病占比日益突出，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占比也呈上升趋势，需引起临床重视；从国际视角来看，欧美国家肥胖相关代谢性肝病已成为中晚期肝病的主要诱因，我国需警惕此类肝病的流行趋势，提前做好防控部署。

人群分布上，在性别层面，男性肝硬化、肝癌发病率均高于女性，在年龄层面，青少年发病率较低，中老年人群为主要防控对象，其中，40岁~65岁年龄段发生风险较高²，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80岁以上新诊断肝癌患者占比也逐渐升高。

目前，尽管国家大力推广乙型肝炎筛查与管理，但临床中仍常见因未察觉自身乙型肝炎感染、出现症状就诊时已发展为晚期肝癌的患者。这一现象反映出我国肝病早诊早治普及率不足、患者对肝病健康管理及疾病进展相关知识的认知存在欠缺。未来，需从以下四方面强化防控工作：

一、 加大基层，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筛查普及力度，提升患者对肝病的认知水平及筛查意识，缩小区域防控差距；

二、 保障筛查质量，针对筛查设备不足、医务人员经验欠缺等问题，加强技术培训与同质化管理，减少漏诊、误诊；

三、 推进更敏感的筛查、诊断技术的研发与普及。探索新型肿瘤标志物、优化多模态影像诊断设备，推广液体活检等精准检测技术，通过检测肿瘤DNA片段、细胞碎片等，提高早期肝癌的识别准确率；

四、 建立全方位、全流程的慢病管理模式，兼顾多学科协同诊疗需求。一方面，医务人员需持续更新知识体系，熟练掌握肝病诊疗新技术、新药物等；另一方面，强化患者长期依从性管理，进一步落实全程化、规范化治疗，以降低肝硬化、肝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

对于终末期肝病患者，肝移植相比药物治疗、介入治疗等其他手段，在治疗效果、生存质量、长期预后等方面具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适宜人群应如何界定？

朱志军教授

慢性肝病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多维度、多系统受累的复杂过程。慢性肝病可进展为肝硬化、肝衰竭，导致肝脏解剖结构改变及功能障碍，引发门静脉高压、脾功能亢进、难治性腹水、凝血功能障碍及肝性脑病等症状；同时累及全身代谢，导致激素紊乱、色素沉着、水钠潴留等诸多问题。

目前，常规的药物治疗与介入治疗可能仅针对慢性肝病的某一具体环节或症状，难以实现多维度逆转肝脏病理损害。而肝移植目前是唯一能够同时解决肝硬化、肝功能衰竭，以及肝脏代谢受损等多方面问题的治疗方式。

尽管肝移植属于大型手术，但技术已日趋成熟。临床中，如果具备合格的供体器官条件，并合理把握手术适应症，可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肝移植术后需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因此，在术前评估是否可行移植时，需重点排查患者是否存在严重感染等并发症。

近年来，肝移植领域发展迅速，请您谈谈我国肝移植在供体来源、手术技术、并发症管理方面有哪些重要进展？

朱志军教授

相比于其他器官移植类型，肝移植技术较为成熟、普及率较高、疗效较好，但器官短缺仍是主要难题，大量终末期肝病患者因无法获得合适的移植器官，失去了通过肝移植治疗疾病、挽救生命的机会。

为解决器官短缺问题，我国在异种移植领域进行了诸多探索。我国已完成世界首例急性肝衰竭患者异种猪肝体外灌注临床研究，初步证实了猪肝体外灌注在肝衰竭患者治疗中的临床获益。但异种移植距离临床普及仍需较长时间，且长期生存获益仍需进一步研究。

除异种移植外，我国还通过优化外科技术，提高现有有限器官资源的利用率，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劈离式肝移植的推广应用。近年来，劈离式肝移植在我国部分移植中心逐步普及，其核心原理是根据肝脏解剖结构，将单个肝脏分割为两部分，分别用于成人与儿童患者，或两例体重较轻的成人患者，有效增加了器官利用率，让更多患者获得移植机会；二是亲属活体肝移植的发展。亲属活体肝移植是指健康亲属供者为患者捐献部分肝脏的肝移植手术，该技术的进步，不仅扩大了患者救治范围，也推动了肝胆外科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

在亲属活体肝移植的发展背景下，移植术式逐渐向微创化发展：

• 在亲属活体供肝获取方面，微创技术因伤口隐蔽、疼痛轻微、恢复速度较快等优势，明显提高了供者的捐献意愿，已成为国内多数活体肝移植中心的常规手段；

• 在肝移植受者手术方面，此前，因肝脏供血系统较为复杂，手术多为原位大切口操作。目前，我国部分医院开始探索采用杂交手术方式，即腹腔镜或机器人完成游离，直视下进行血管重建；此外，我国已完成世界首例全腹腔镜全肝移植术，但该技术仍处于探索阶段，未来仍需进一步优化手术设备与吻合技术。

同时，器官保存与修复技术的进步，也为扩大供肝来源、提高移植安全性提供了支撑。针对边缘供肝，体外常温及低温机器灌注设备可延长器官保存时间，实现体外器官修复，使原本无法使用或使用风险较高的边缘供肝变得安全可用，同时可将传统急诊肝移植转化为择期手术，提升手术安排的灵活性；无缺血肝移植可减少缺血再灌注损伤、降低排斥反应发生风险、提高移植物存活率。

此外，麻醉、影像诊断、介入治疗等领域的进步为肝移植并发症管理创造条件。对于极重度肝肺综合征、重度门肺高压（平均肺动脉压≥45mmHg）等传统手术禁忌证患者，借助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及精准术前超声心动图诊断，有望保障患者安全度过围手术期；ECMO技术同时还可用于脑死亡、循环死亡捐献者的器官保护、功能维护与修复；内镜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精细化胆道镜的应用，明显改善了术后胆道并发症的治疗效果。

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为肝移植患者长期管理提供了新的手段。通过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算法，可精准捕捉患者病情变化的细微信号，弥补传统人工随访的不足，尤其对于依从性较差的患者，能有效加强长期管理，进一步提升移植效果。

站在第26个全国爱肝日的节点，您认为还需要哪些努力来推动我国肝移植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助力“遏制肝硬化，远离肝癌”目标实现？

朱志军教授

从爱肝日核心宗旨出发，肝病防治的最优路径是“预防为先、早诊早治”，尽可能避免患者进展至终末期肝病、脏器功能衰竭需接受移植的阶段。结合临床实践，肝病防治需从多层面协同推进：

• 国家、政府及医疗机构层面统筹发力：包括持续推进乙型肝炎防治工作、落实国家关于公民体重管理的相关要求、减少代谢相关肝病的发生、严格控制饮酒量等，这是降低肝病发病率的基础。如果肝病已发生，则通过早期诊断及时遏制病情进展，避免其发展至终末期；若进展至终末期肝病，需及时前往具备移植资质的医院，在与移植医生充分沟通、履行知情同意程序后，可考虑接受移植。其中，亲属活体移植是帮助患者快速获得供体的重要方式。但我国家庭结构相对简单，即便家庭成员有捐献部分肝脏的意愿，也不一定能筛选出合适供者。而对于急性肝功能衰竭患者，若无法及时获得供体，可能会错失移植机会，甚至危及生命，这也是当前我国亲属活体移植领域需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 肝病患者需及时前往基层医院、社区医院或大型医院就诊，规范治疗，避免因滥用药物造成肝脏损害：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均具有治疗作用与副作用，不存在无副作用的药物，区别仅在于副作用的大小、显现程度及认知程度。临床中常见因自行用药、不规范用药，或服用未经正规医院指导的草药（包括部分已不被国家药典推荐使用的所谓中药），导致肝脏损伤的案例。同时，我国文化中常见的食补、保健行为，虽初衷是维护身体健康，但部分保健品在商业利益驱动下可能存在安全隐患，临床中也发现长期服用保健品导致肝脏损伤的案例。

作为人体重要的“代谢化工厂”，肝脏承担着人体各类物质的代谢与合成功能，不健康的生活模式会持续加重肝脏负担，引发慢性肝损伤，若未及时发现和干预，最终可能进展为肝硬化、肝衰竭，进而发展至非移植不可的地步。因此，肝病的保护、健康教育及早诊早治工作任重道远，需要各位肝病医生协同发力，及时掌握行业最新资讯、强化科普教育，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爱肝、护肝意识，共同守护肝脏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