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深入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背景下，癌症防治是实现规划纲要目标的关键战场。其中，淋巴瘤作为近年来诊疗进步显著、治愈希望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诊疗体系的建设成效，对整个癌症防治行动具有先行先试的标杆意义。

值此“中国淋巴瘤健康30行动”启动之际，医脉通特邀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马军教授接受专访，基于淋巴瘤领域进展，围绕专项行动的战略价值、精准诊疗的最新实践、中国原研创新的突破等核心议题，探讨如何将淋巴瘤打造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典范领域，为更广泛的癌症防治工作贡献“中国方案”。

自1997年FDA批准治疗肿瘤的第一个单克隆抗体，淋巴瘤治疗如今已进入免疫靶向治疗时代，患者生存预后改善，治愈率也有所提升。我国白皮书统计显示，2013至2020年间淋巴瘤患者的死亡率下降了1.85%，其中霍奇金淋巴瘤（HL）和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死亡率分别下降了22.94%和0.14%¹。淋巴瘤疗效的持续、显著提升，是提升我国癌症整体五年生存率、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癌症防治目标有力的“抓手”之一。

过去，人们一提到癌症就感到恐惧，认为淋巴瘤几乎是不治之症。近年来我们以规范化诊疗为基石，结合精准治疗及个体化治疗，如今淋巴瘤已成为目前治疗效果较好、治愈率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在国内诊疗规范的大型医疗中心，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已接近欧美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淋巴瘤是我们可以率先实现突破的“关键样板”。“淋巴瘤健康30行动”旨在构建一个“研-诊-治-管”模式，通过系统性的全程化管理来解决从规范化到均质化的核心痛点，为其他肿瘤的防治工作提供一套成熟的、可复制的系统方法论。同时，生成“中国证据”和优化“中国方案”，形成具有中国人群特色和本土医疗卫生体系特点的癌症管理经验，最终切实助力淋巴瘤患者实现更长、更高质量的生存，共筑“让淋巴瘤患者的五年无病生存率目标再提高”的美好未来。

CD30阳性淋巴瘤，包括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间变大细胞淋巴瘤等，是阐释“精准诊疗”价值的范例之一。过去，这类疾病诊断依赖病理医生的经验，且传统化疗方案虽然部分有效，但毒副作用大，对于复发难治的患者更是手段有限。

近年来在病理科医生的协助和配合下，CD30检测已成为淋巴瘤亚型诊断、治疗和预后的重要手段。很多淋巴瘤类型都与CD30表达有关，例如在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系统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和原发皮肤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当中CD30是100%表达，但它在正常细胞中几乎不表达，为CD30靶向药物的应用奠定了基础¹。

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等新型药物的出现，标志着淋巴瘤进入生物标志物指导的精准治疗时代。其中，靶向CD30的ADC注射用维布妥昔单抗（BV）于2011年获FDA批准上市，2020年在中国获批应用于复发或难治性系统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的原发性皮肤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或蕈样真菌病成人患者，是我国首个*获批用于治疗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ADC²，也标志着中国在ADC领域的重大突破。现在，BV已成为复发或难治性系统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的原发性皮肤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或蕈样真菌病的重要治疗药物之一²。这生动地说明，针对明确的生物标志物开发创新疗法，是我们攻克特定临床难题颇为有效的路径。

*截至2026年1月23日

中国淋巴瘤治疗领域经历了从技术跟随到创新引领的发展历程。在抗淋巴瘤药物研发方面，我们实现了阶梯式跨越：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仅有仿制药物，到90年代至21世纪初，以结构改良为主的Me-too/Me-better类药物开始出现；2010年后，国内原创的First-in-class药物相继问世，如今多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已获批上市，惠及众多中国甚至全球患者。

这一转变主要得益于2015年以来的国家药政改革，极大地激发了产业创新活力。同时，海外归国专家与国内科研人员的紧密合作，推动了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转化。我认为临床医生在此过程中发挥了核心枢纽作用，通过“医药-医政-医患”三位一体的协同模式，才能进一步加速创新药物的研发。

与此同时，中国研究的国际认可度也在快速提升。以2025年为例，在欧洲血液学会（EHA）年会和美国血液学会（ASH）年会上，中国学者均贡献了不少论文。值得关注的是，在细胞治疗、ADC及双特异性抗体等前沿领域，中国已从过去的“跟跑”进入“并跑”甚至部分“领跑”阶段。未来，期待通过深化跨领域协同攻关，推动中国原始创新成果走向国际，为全球淋巴瘤治疗贡献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