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积水潭医院骨肿瘤科     牛晓辉

骨与软组织肉瘤是一类异质性强、发病率低、治疗复杂的恶性肿瘤，既包括发生于青少年群体的高恶性肿瘤如骨肉瘤、尤文肉瘤，也涵盖种类繁多、对治疗反应差异显著的成人软组织肉瘤。尽管其总发生率相对较低，但由于大多数肉瘤对传统治疗手段敏感性有限，加之其高复发率与转移率，使其诊治一直是肿瘤学领域的难点和痛点。从20世纪初依赖截肢和放疗的局限手段，到现代多学科合作下的综合治疗策略，肉瘤的治疗模式经历了深刻变革。近年来，伴随着分子诊断技术的发展和新型系统治疗手段的不断涌现，肉瘤治疗正在从“以控制局部为主”迈向“全身精准管理”新阶段。笔者系统回顾了骨与软组织肉瘤治疗策略的历史演变，全面梳理当前外科、放疗、化疗、靶向和免疫治疗的最新进展并展望人工智能、大数据、分子分型等前沿技术在未来精准治疗中的应用前景，为临床决策与科研发展提供参考与启示。

历史回顾

骨与软组织肉瘤的治疗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经历了显著演变。20世纪中叶之前几乎只能依赖放射治疗，后来逐步发展出手术和化疗等综合手段。20世纪30年代，由于缺乏有效手段，肉瘤患者5年生存率不到10%。50年代开始，外科手术(通常为截肢)成为主要治疗，但效果依然有限，5年生存率仍不足20%。直到70年代，化学治疗药物(例如高剂量甲氨蝶呤、蒽环类等)的引入被视为突破，使患者预后获得显著改善。以骨肉瘤为例，1970年以前高级别骨肉瘤5年生存率不足20%，引入多药化疗后提高到60%～70%。1980年起，术后辅助化疗逐渐成为骨肉瘤标准方案，配合手术显著改善了长期生存。软组织肉瘤方面，传统上主张广泛手术切除，有条件时辅以放疗，提高局部控制率；1980年的里程碑研究证明，针对肢体软组织肉瘤，保肢手术结合术后放疗在控制肿瘤的同时可以避免截肢且不降低生存率。因此，从“以命换肢”的时代逐步过渡到“保命并保肢”的理念。

尽管局部治疗手段在20世纪下半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历史上肉瘤治疗也面临诸多局限。首先，早期治疗以截肢为代表，患者虽能去除肿瘤但付出沉重的功能代价。其次，传统放疗技术难以在杀伤肿瘤的同时避免正常组织损伤，疗效有限。再者，即使通过手术+放疗实现局部控制，高度恶性肉瘤患者仍常因远处转移而预后不良，而早期的化疗方案疗效有限、毒性大，无法显著延长生存。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后骨肉瘤的生存率进入平台期，近几十年总体治愈率没有大幅提升。软组织肉瘤方面，传统蒽环类为主的化疗对多数亚型效果不佳，长期生存改善有限。这些历史经验促使临床不断探索新的治疗策略，以提高治愈率并降低治疗相关的功能损伤。

当前治疗进展

手术治疗的新技术：保肢手术与重建：现代骨与软组织肉瘤的手术原则强调在确保肿瘤切除彻底性的前提下尽可能保留肢体功能。与30年前截肢是保证切缘阴性的常规做法不同，如今不足5%的肉瘤患者需要截肢。这得益于影像学进步和手术方案改进，使得大多数肢体肿瘤可通过保肢手术切除并辅以重建。外科医师通过广泛切除肿瘤及其周围一定范围正常组织(获得阴性切缘)来控制局部疾病，同时由重建和显微外科团队修复缺损、重建血供和神经支配，以最大程度恢复肢体功能。

(1)术中导航与影像引导：为了提高手术精度，现代手术广泛应用术前三维成像和计算机辅助规划。术中导航技术利用术前影像数据，为医师提供实时解剖定位参考，帮助准确切除肿瘤、保护重要结构。高分辨率MRI、CT及术中影像设备的应用，使得复杂部位肿瘤(如骨盆、脊柱)的切除和假体植入更加精确安全。一些中心开展术中冰冻病理检查和荧光成像，以即时评估切缘是否干净，从而减少肿瘤残留的风险。这些技术进步共同提高了手术的彻底性和安全性。

(2)定制化假体与3D打印：在骨肿瘤保肢手术中，大块骨骼切除后的重建是重大挑战。近20年来可延长假体和个体化定制植入物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对于儿童骨肉瘤患者，可植入可延长金属假体，术后通过外部调控逐渐延长，以匹配患儿肢体生长，从而减少反复手术更换假体的需要。此外，利用患者术前影像数据3D打印出个体化的骨骼模型或假体，能够帮助术前规划截骨截瘤范围，并用于术中精准匹配重建。3D打印技术还可以制造复杂解剖部位的定制假体，使重建更加贴合、生物力学性能更佳。这些创新显著提高了患者术后肢体功能保留的机会。

(3)综合多学科手术策略：现代肉瘤手术往往结合多学科协作。例如，骨盆骨肿瘤过去常需要“外半骨盆切除”(截肢)，而现在多采用“内半骨盆切除”配合重建来保留肢体。术中若需要大范围切除骨盆或关节，可由骨肿瘤外科、关节外科、脊柱外科等团队共同完成切除和内固定重建。大型软组织缺损由整形外科显微修复，血管受侵时由血管外科重建，神经受累时辅以神经移植或功能重建。这种多专科配合使得即便切除范围巨大，患者术后仍有较好的功能恢复。总体而言，手术技术的新发展实现了从单纯追求生存到追求“生存+生活质量”的转变。

放射治疗技术的改进：精确放疗技术：过去几十年放疗技术取得飞跃式进步，从传统二维放疗发展到三维适形放疗，再到调强放疗(IMRT)和影像引导放疗(IGRT)。在软组织肉瘤的治疗中，IMRT等先进技术尤为重要，使得放疗野能够更准确地覆盖肿瘤靶区，同时显著减少正常组织受量。例如，调强放疗通过计算机优化不同射野射束强度，实现对不规则靶区的剂量“雕刻”，提高了对肿瘤的剂量集中度。影像引导放疗则利用治疗当天的CT/MRI影像来校准患者体位和肿瘤位置，确保每次放疗都精准命中靶区。这些技术的结合(IG-IMRT)在过去15年，大大改善了四肢和躯干软组织肉瘤术后放疗的效果和安全性。(1)质子与重离子治疗：质子束和碳离子等重离子放疗是近年来的重要进展，因其特殊的物理剂量分布(Bragg峰)可以将高剂量集中沉积在肿瘤区域，而在肿瘤后方几乎无剂量沉积，从而显著降低非靶组织的受照剂量。相较先进的X线放疗技术，质子治疗可以大幅减少正常组织受量，提高治疗的“治疗指数”。这对于儿童、年轻患者以及肿瘤毗邻重要器官(如脊髓、脑、视神经、盆腔脏器等)的情况尤其有利。质子放疗能够在保护正常组织的同时提高肿瘤剂量，从而有潜力提高局部控制率或减少放疗并发症。此外，一些对常规射线不敏感的肉瘤(如脊索瘤、软骨肉瘤等)对高线性能量的重离子束更为敏感，碳离子放疗在日本、德国的研究中显示出较好的肿瘤控制率，是放疗领域令人期待的方向之一。(2)放疗模式的优化：在软组织肉瘤的综合治疗中，围术期放疗策略不断改进。术前放疗可使肿瘤缩小、边界清晰，从而提高手术切除的成功率，并可能减少术后复发；术后放疗则用于清除手术残留的潜在肿瘤细胞，提高局部控制。现代研究探索更灵活的放疗分割方式，如低剂量超分割、术中放疗(IORT)等，以进一步提效减害。总体而言，放射技术的进步使得局部治疗更加精确和个体化，为保肢和复杂部位肉瘤患者提供了重要保障。

化疗方案的优化：辅助与新辅助化疗：化学治疗是骨肉瘤和尤文肉瘤等骨肿瘤是当前治疗基石之一。在局限性骨肉瘤中，围术期给予多药联合化疗(通常术前新辅助化疗2～3个月，术后辅助化疗6～8个月)已成为标准，使远处微转移得到控制，大幅提高长期生存率。在软组织肉瘤中，化疗的作用相对有限但仍有一定价值：对于高度恶性、大体积或有高转移风险的病例，可考虑新辅助化疗以缩小肿瘤、提高保肢手术成功率，或术后辅助化疗降低远处复发风险。不过，多项研究显示软组织肉瘤辅助化疗对总体生存率的改善并不显著，因此目前多采取个体化选择，高风险病例才考虑辅助化疗。

(1)方案改良与强化：近年来针对不同肉瘤亚型的特异方案优化成为研究重点。例如，尤文肉瘤传统欧美方案存在差异：欧洲常用长春新碱、阿霉素、异环磷酰胺和依托泊苷(VIDE方案)诱导，继以长春新碱、放线菌素D、异环磷酰胺等巩固；美国则采用交替的VDC/IE方案(长春新碱-阿霉素-环磷酰胺交替异环磷酰胺-依托泊苷)。一项由欧洲10国参与的Ⅲ期临床试验(EUROEWING2012)直接比较了这两种方案，结果显示采用美国儿童肿瘤组方案的患者3年无事件生存率67%，高于欧洲方案的61%，且重度中性粒细胞减少、输血需求等毒性事件更少。研究者据此推荐采用强化剂量的VDC/IE交替方案作为新诊断尤文肉瘤的标准治疗方案。这一证据促使全球治疗趋于统一，并体现了化疗剂量密度和强度优化的重要性。对于复发/难治的尤文肉瘤，近期也有突破性研究。英国开展的国际上首个复发尤文的随机试验比较了4种常用二线化疗：拓扑替康+环磷酰胺(TC)、伊立替康+替莫唑胺(IT)、吉西他滨+多西他赛(GD)和高剂量异环磷酰胺(HD-IFO)。中期分析提前停止了GD和IT组入组，因为它们的客观缓解率和无事件生存显著逊于另外两组。最终结果显示，高剂量异环磷酰胺在无事件生存和总生存方面均优于吉西他滨+多西他赛：中位无事件生存期5.7个月vs.3.7个月，中位总生存期16.8个月vs.10.4个月。儿童患者中接受HD-IFO生活质量也更高。因此HD-IFO被认为是复发尤文的较优选择方案，可作为未来Ⅱ/Ⅲ期临床的新对照组。这一结果也为软组织肉瘤的治疗提供借鉴：对于某些敏感亚型，强化单药剂量可能优于多药低剂量组合。

(2)特定软组织肉瘤化疗：软组织肉瘤种类繁多，化疗敏感性差异大。平滑肌肉瘤、未分化多形性肉瘤等对蒽环类和异环磷酰胺较敏感，而脂肪肉瘤对传统化疗相对耐药。实践中常根据亚型选择方案，如吉西他滨+多西他赛在晚期子宫或骨骼肌来源平滑肌肉瘤中展现活性，高剂量异环磷酰胺对滑膜肉瘤等有效，环磷酰胺+长春新碱在某些血管肉瘤中应用等。然而总体而言，一线阿霉素方案在转移性软组织肉瘤中的客观有效率仅约15%～18%，中位无进展生存期4～6个月，总生存期中位约16个月。由于化疗强度受限于毒性，一些研究探索低剂量持续给药(节拍化疗)联合其它疗法，以期提高疗效且可耐受。例如最新的GALLANT研究采用低剂量节拍式“三药”(吉西他滨+阿霉素+多西他赛)联合PD-1抑制剂用于晚期肉瘤二/三线治疗，获得了疾病控制率88%、4个月无进展生存率60%的较好结果。这种低强度持续给药的方式旨在减少高剂量化疗副作用同时维持抗肿瘤作用，并为免疫治疗创造有利环境。未来随着对不同亚型生物学理解加深，化疗方案将更加个体化和优化，如结合靶向药物、免疫治疗的综合方案(下述)正在逐步应用于临床研究。

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研究与应用进展：小分子靶向治疗：针对肉瘤关键分子通路的靶向药物在近年取得一定进展。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已在难治性软组织肉瘤中显示疗效，并在多国获批用于二线治疗，包括帕唑帕尼、瑞戈非尼等。帕唑帕尼是口服VEGFR抑制剂，已成为晚期非脂肪肉瘤的标准二线药物之一，根据PALETTE研究显著延长无进展生存期。瑞戈非尼则在GIST以外的肉瘤中亦展现活性，研究显示其可通过上调PINK1通路抑制某些融合基因(如RAB22A-NeoF1)驱动的骨肉瘤肺转移。不过单药TKI在多数软组织肉瘤中的疗效有限，如两项ASCO2022报告显示瑞戈非尼和另一多靶点TKI索凡替尼(阻断VEGFR/FGFR等)在复发STS中中位PFS仅约2个月。一项全国性、随机、双盲、平行对照的3期试验(NCT05121350)[4]，入组272例晚期STS患者，比较了安罗替尼联合表柔比星序贯安罗替尼维持与安慰剂联合表柔比星作为晚期STS患者一线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期中分析结果中，中位随访7.16个月，安罗替尼联合表柔比星治疗较对照组(表柔比星联合安慰剂)显著延长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中位PFS8.6个月vs.3.0个月，疾病进展风险降低70%(HR0.30，P<0.001)。靶向治疗在特定亚型中进展显著。例如，去分化脂肪肉瘤经常存在MDM2基因扩增，MDM2拮抗剂BI907828在Ⅰ期试验中对该亚型展现出客观缓解率12.5%、疾病控制率87.5%的效果。针对表观遗传的药物如EZH2抑制剂Tazemetostat已在2020年获FDA批准用于上皮样肉瘤(该亚型常有INI1缺失)。NTRK融合是少数肉瘤(如婴儿型纤维肉瘤等)的驱动突变，TRK抑制剂(Larotrectinib、Entrectinib)对携带NTRK融合的患者具有戏剧性疗效，客观缓解率超过75%，此类药物作为“组织不可知”疗法已改变这些患者的命运。KIT/PDGFRA突变的胃肠道间质瘤(GIST)则是靶向治疗成功范例：伊马替尼使晚期GIST患者中位生存期从不足2年延长至5年以上，并显著提高术后辅助治疗疗效。这一成功激励了在其它肉瘤中寻找可药物靶点的努力。

针对特殊骨肿瘤，一些靶向疗法也取得突破。例如软骨肉瘤长期缺乏有效全身治疗，约一半普通软骨肉瘤存在IDH1/2突变。最新Ⅱ期临床显示，IDH1抑制剂Ivosidenib对复发软骨肉瘤患者取得了52%疾病稳定率，中位PFS5.6个月。虽然尚无病灶缩小的客观缓解，但在低毒性前提下显示出延缓病情进展的潜力。巨细胞瘤(GCTB，良性但具侵袭性的骨肿瘤)方面，RANKL靶向的地舒单抗可有效抑制破骨细胞活性，促使肿瘤骨化成熟，被用于不可切除或难于手术的骨巨细胞瘤新辅助治疗。一项51例GCTB的Ⅱ期研究显示，地舒单抗可使骨代谢标志物ALP、CTX等普遍下降，高基线CTX水平提示复发高风险，可作为是否采用新辅助地舒单抗的决策参考。这些研究体现了通过分子分型指导特定药物应用的精准治疗思路。

肿瘤免疫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和其它免疫疗法为肉瘤治疗带来新希望。总体而言，大多数肉瘤属于“免疫冷漠”肿瘤，单药PD-1/PD-L1抗体疗效有限。经典研究SARC028显示，帕博利珠单抗(PD-1抗体)在多种晚期软组织肉瘤中总缓解率仅18%，但未分化多形性肉瘤(UPS)和腺泡状软组织肉瘤(ASPS)等亚型对免疫治疗较为敏感。为了提高免疫疗效，当前大量研究探索联合治疗策略。总的来看，靶向和免疫疗法正逐步融入肉瘤治疗体系。已有的获批药物如帕唑帕尼、曲贝替定、Tazemetostat等为部分患者提供了新选择；正在研发的药物和组合方案显示出提升疗效的前景。需要强调的是，肉瘤种类繁多，不同亚型的分子驱动和免疫特性差异巨大，精准选择合适的靶向/免疫策略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未来随着更多临床试验结果和生物标志物的发现，靶向与免疫疗法有望进一步改善肉瘤患者的预后。

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存在的问题与瓶颈：尽管近年治疗有所进步，但骨与软组织肉瘤领域依然存在诸多未解难题。(1)提高生存率仍是巨大挑战。以骨肉瘤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总体生存率停滞不前，至今约30%～40%的患者因远处转移无法治愈。软组织肉瘤中，转移性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往往不到2年，多数难以长期生存。对于复发/转移肉瘤，目前系统治疗手段有限，传统化疗有效率低且维持时间短。(2)亚型异质性使得“一刀切”的治疗难以奏效。肉瘤超过百种亚型，不同分子机制驱动，不同亚型间对同一疗法反应差异极大。这种异质性导致很难通过单个新药或方案取得对所有肉瘤的普遍突破，需要更精细的分型和针对性策略。(3)罕见性限制了临床研究的开展。肉瘤占成人恶性肿瘤不足1%，患者基数小，使得开展大型随机试验、获得高等级证据变得困难。这导致许多治疗采用其它肿瘤的经验或小样本研究支持，缺乏肉瘤专属的数据。(4)耐药和转移机制尚不明了。为什么骨肉瘤容易肺转移、为何某些肉瘤对化疗原发耐药，目前分子机制认识不足，阻碍了新疗法开发。(5)现有治疗毒性和功能损失不可忽视。大剂量化疗遗留心肺功能损害、二恶性肿瘤风险；广泛手术和放疗可能导致终生功能残疾。这都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在控制肿瘤的同时，更好地保护患者的生活质量。

针对上述瓶颈，未来研究与临床实践需要从多个方向寻求突破：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技术有望在肉瘤的诊断、疗效预测和治疗决策中发挥革命性作用。由于肉瘤病理诊断复杂、亚型众多，AI可训练病理图像识别模型，辅助病理科医师提高诊断准确性和一致性。例如近期的系统综述表明[5]，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分析能显著减少肉瘤组织学分级的主观差异，提高诊断精度。此外，AI能够整合患者的基因组、影像学、临床等海量数据，帮助制订更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通过机器学习模型，可从既往病例中学习哪些特征组合预示某疗法有效，从而为新患者的治疗方案决策提供支持。

在影像诊断方面，AI同样大有可为：通过“放射组学”分析，AI模型可以从MRI、CT中提取人眼难以察觉的纹理特征，预测肿瘤的恶性程度、基因型乃至可能的疗效。例如AI可以基于骨肿瘤影像推断化疗后坏死率，帮助术前判断敏感性；根据软组织肿瘤MRI的纹理特点，预测其特定亚型(如脂肪肉瘤vs.纤维肉瘤)或风险等级，从而辅助制订治疗方案。AI还可用于手术规划和术中导航：增强现实(AR)结合AI，可在术中将术前影像的肿瘤及血管神经解剖“投射”在手术野，指导外科医师精确切除。这些技术目前在骨盆骨肿瘤、脊柱肿瘤手术中已有初步应用，显著提高切除的准确性和安全性。在治疗决策和预后分析上，AI甚至有望通过输入患者的多维数据，数字孪生模型可以模拟不同治疗方案下肿瘤演变，预测疗效和不良反应，辅助医师选择最优方案。这种个性化模拟如果实现，将是肿瘤精准医疗的里程碑。当然，在将AI全面融入临床前，还需克服数据共享、模型验证、伦理监管等诸多挑战。但可以预见，随着医院数字化和大数据累积，AI将在未来肉瘤护理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让数据驱动决策成为可能。

精细的分子分型是实现精准治疗的基础：目前对肉瘤的认识正从传统组织学分类向综合分子分类演进。例如，基因测序技术已经帮助鉴定了很多肉瘤的关键突变和融合基因，并据此将某些肉瘤重新定义为分子病理亚型(如携带NTRK融合的被归为“TRK融合肉瘤”)。未来，随着二代测序(NGS)成本降低，将更多地用于肉瘤初诊评估，寻找潜在的可靶向驱动基因。已知像ALK、ROS1、BRAF等在部分肉瘤出现，对应的靶向药或有尝试空间。此外，全外显子/全基因组测序可以揭示肉瘤突变负荷(TMB)、新抗原数量，用于评估免疫治疗潜在敏感性。

多组学分型将肉瘤划分为更具生物学意义的亚群：例如，有学者对普通型软骨肉瘤进行免疫组学分析，提出该病可分为3种免疫亚型：“MDSC优势型”(高度免疫抑制)、“免疫衰竭型”(富含失去功能的T细胞和树突细胞)和“免疫沙漠型”。他们进一步发现仅“免疫衰竭型”软骨肉瘤可能从PD-1抗体治疗中获益，并鉴定出IDH1/2突变、MRIT2水肿和高病理级别3项指标共同出现可作为此亚型的标志。这提示将来的临床可以通过分子+影像+病理指标来筛选最可能响应免疫治疗的患者，实现精准用药。同理，在其它肉瘤中，也需要寻找预测疗效的生物标记物，如平滑肌肉瘤中已有研究探索PD-L1表达、肿瘤突变负荷对免疫疗法的影响；骨肉瘤中探索基因签名预测对特定化疗敏感性等。这些研究最终目的是分层治疗：将患者按分子特征分层，以不同策略最大化获益。

精准医学还包括液体活检等新技术的应用：循环肿瘤DNA(ctDNA)检测作为微创手段，能实时反映体内肿瘤负荷和基因变化。2022年一项研究在骨肉瘤患者中检测ctDNA，术前血样中有69%的患者ctDNA阳性，术后仅29%阳性；而术后ctDNA阳性的患者中80%后续发生复发；同时术前cfDNA/ctDNA水平高低与总体生存率显著相关。这说明ctDNA有望作为骨肉瘤预后和复发监测的指标，为辅助治疗决策提供依据(如术后ctDNA未清除者考虑强化治疗)。在软组织肉瘤中，ctDNA同样可用于监测疗效及早发现微小转移灶。未来将更多开展此类研究，争取将液体活检纳入常规随访，提高对疾病动态的掌控。

药物开发方面，精准医学意味着根据具体分子靶点设计新药：对于目前缺乏有效疗法的亚型，研究者正瞄准其特异分子异常。比如去分化脂肪肉瘤的CDK4扩增，已推动CDK4/6抑制剂如帕博西尼的临床试验，有研究显示其在非脂肪肉瘤的CDK4高表达患者中也能稳定部分病情。又如雷替曲塞等新型抗代谢药正研究用于叶酸代谢异常的肉瘤；PARP抑制剂尝试用于DNA修复缺陷型的肉瘤。组合疗法也是一大趋势，通过精准组合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以克服耐药。如PD-L1抗体联合安罗替尼、EZH2抑制剂联合常规化疗等多项试验正在进行。精准医疗还强调患者参与决策、尊重其价值取向。例如，基于分子预后模型，医师可以更准确地与患者讨论治疗利弊，从而共同制订适合患者个人情况的方案。总之，“知己知彼”是未来攻克肉瘤的关键。通过深度解析肉瘤的基因组、转录组、免疫微环境特征，并将这些信息整合到临床决策中，有望提高治疗的靶向性和有效性。精准分型将确保每位患者都能在合适的时机接受最有可能奏效的治疗，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治愈机会或延长生命，同时避免无效的过度治疗。

结语

骨与软组织肉瘤的治疗历经数十年探索，已从单纯的截肢手术发展到多学科协作的综合治疗模式。历史的经验教训提示，只有不断创新，才能逐步突破瓶颈。从当年的化疗问世使骨肉瘤生存率翻倍，到今日靶向和免疫疗法为部分患者带来转机，每一次进步都凝聚着科研和临床的努力。当前，在保肢手术、精确放疗、优化化疗方案以及引入靶向/免疫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提高总体治愈率的任务依然艰巨。展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数字医疗的加入、深入的分子分型指导精准用药以及细胞和基因疗法等前沿技术的成熟，肉瘤治疗有望迎来新的飞跃。期盼通过全球科研合作和高质量临床试验，发现更多有效的治疗靶点和策略；通过多学科深度融合，提高诊疗决策的科学性和个体契合度；通过医工结合和创新思维，将目前看来前沿的理念变为明日的常规。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医疗界将能够为肉瘤患者提供更加高效、安全且个体化的治疗，使更多患者实现控制疾病、带瘤生存甚至治愈的目标。在这场与罕见肿瘤的战斗中，肿瘤内科和外科医师携手创新、矢志前行，必将谱写出骨与软组织肉瘤防治的新篇章。

来源：中国骨与关节杂志2025年11月第14卷第11期

(本网站所有内容，凡注明来源为“医脉通”，版权均归医脉通所有，未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医脉通”。本网注明来源为其他媒体的内容为转载，转载仅作观点分享，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版权，请及时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