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7-9日，第九届多发性骨髓瘤培训班在成都成功举办。会议汇聚了国内外权威专家，就多发性骨髓瘤相关的重要科学问题进行报告，深度解读最新国际研究动态，聚焦规范化诊疗技能提升，呈现了一场骨髓瘤的学术盛宴。与会期间，医脉通特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牛挺教授围绕骨髓瘤当前的临床难点以及骨髓瘤创新药物研发的关键路径展开了深度讨论。

在复发/难治性骨髓瘤当前的治疗格局下，您认为最迫切需要突破的核心临床难点是什么？

牛挺教授

尽管多发性骨髓瘤（MM）的治疗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临床上仍面临复发与难治的严峻挑战。如何在新诊断患者中早期识别容易复发或难治的患者，并为其精准选择治疗方案，以实现疾病持续控制、延长无进展生存期及总生存期，是当前临床实践中的关键难题。

目前已有多种风险预测模型，但这些模型的预测效能仍存在提升空间。MM本身具有高度生物学异质性，加之患者以中老年人为主，常合并多种基础疾病，对不同治疗方案的耐受性及治疗反应存在明显个体差异。此外，尽管国家医保目录已覆盖多种创新药物，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治疗可及性方面仍存在差距。

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下，作为四大慢性病之一的癌症防治水平提升至关重要。针对血液肿瘤领域，进一步提高创新药物在中国患者中的可及性已成为重要发展方向。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加强对创新药物的自主研发，推动创新药物从“进口依赖”向“中国智造”转型——通过自主研发降低药物生产成本与使用门槛，最终惠及更广泛的中国患者。

针对这些核心难点，华西团队在创新药物的研发与转化方面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创新策略或核心技术平台？这些措施有哪些实际成效？

牛挺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作为国家大型三级甲等医院，始终将创新放在重要地位。医院将每年11月3日建院日确立为“华西创新日（Innovation Day）”。我们坚信，唯有通过持续创新，才能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并有效应对临床实践中的各项挑战。

华西医院充分发挥作为四川大学附属医院的独特优势，与四川大学多个科研单位建立了紧密的协作关系，特别是与生物治疗全国重点实验室保持着深度合作。依托布局在西部的国家转化医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我们建立了符合GMP标准的规范化临床研究平台，能够系统开展从临床前研究到I-III期临床试验的全链条研究，显著加速了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药物研发进程。

在血液专科领域，我们与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陈俐娟教授、杨胜勇教授、王伟教授、仝爱平教授、杨寒朔教授等专家团队开展了深入合作，形成了从实验室发现到临床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其中三个代表性项目已取得重要进展：

第一，针对复发难治性血液肿瘤（包括MM、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和外周T细胞淋巴瘤），我们与陈俐娟教授团队共同研发了新型HDAC小分子抑制剂，目前已进入针对DLBCL的头对头III期临床试验阶段。在I期、IIa期及IIb期临床试验中，该药物展现出优异的临床疗效：对复发难治性DLBCL患者的ORR超60%，完全缓解（CR）率超20%，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达6个月以上，相关数据得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专家的高度认可。

第二，针对临床治疗难度较大的复发难治性骨髓纤维化患者（该类患者常伴随明显肝脾肿大、骨髓造血功能衰竭，需依赖输血维持生命），我们与陈俐娟教授团队合作的另一项创新药物研究目前也已进入III期头对头临床试验。I期、II期研究数据显示，该药物对复发难治性骨髓纤维化患者的ORR超80%，优于传统一代JAK抑制剂（40%-45%），且能快速缩小患者脾脏体积。随机对照头对头临床试验是验证药物有效性与安全性的关键注册研究，我们与陈俐娟教授团队的协同合作，已成功推动该药物突破研发难点，进入关键试验阶段。

我们与杨胜勇教授团队针对噬血细胞综合征共同研发了RIPK1抑制剂。该疾病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可由EB病毒感染、肿瘤（尤其是淋巴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多种因素引发，现有治疗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均有待提高。该药物目前已进入I期临床试验。从已招募患者的初步数据来看，该药物可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如发热）以及血常规、肝功能等指标异常，同时对引发噬血细胞综合征的关键细胞因子水平有明显调节作用，相较于对照方案展现出突出优势。

上述创新药物若后续能顺利完成临床试验并在中国获批上市，将大幅提升我国相关疾病领域治疗药物的可及性，降低药物价格，真正实现“利国利民”的临床价值。

基于华西的工作经验，您对未来复发难治骨髓瘤创新药物的临床转化路径有何展望？在推动多中心合作、监管审批以及患者受益方面，您认为哪些关键因素最值得关注和进一步优化？

牛挺教授

针对复发难治性MM的创新药物研发，需始终以临床需求为导向，药物研发企业与科研团队必须与临床医生深度合作，精准把握两大核心信息：一是临床诊疗中医生与患者的真实需求，二是当前国内已可及药物未能解决的治疗难点。唯有基于此开展研发，才能推出具备实际临床价值、能切实改善患者预后的创新药物，也更易符合国家药品审批标准——这类药物正是临床未被满足需求的关键突破口。

从国家医疗资源优化角度看，针对相同靶点的重复研发或缺乏临床价值的药物，不仅消耗大量科研经费，也难以获批。作为CDE的评审专家之一，可明确感受到国家对“临床急需、机制创新”类药物的支持导向：对于具备真正创新机制（无论细胞类、抗体类或小分子类药物），且能显著改善患者治疗困境、在疗效与安全性上均有优异表现的药物，其临床试验推进速度已较以往提升，审批流程也更具支持性。

值得注意的是，创新药物研发绝非“单打独斗”的过程，而是需要遵循“单中心探索-多中心验证”的科学路径。由于药物获批后需在全国多地区、多医院广泛应用，因此在II期、III期临床试验阶段，必须通过多中心协同开展研究，以验证药物在更广泛患者群体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而多中心试验也面临关键挑战：对受试者的标准化管理和临床试验的全程质量把控，直接关系到创新药物研发的成败。

因此，中国创新药研发的核心环节之一在于构建高效协同的多方合作体系：临床研究中心、研究者、临床研究协调员（CRC）、临床监查员（CRA）及申办方等主体需紧密协作，建立高度的专业素养、协同精神，并持续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如此才能实现高质量、高效率的药物研发，最终推动真正有价值的创新药物惠及中国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