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3-25日，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主办，湖南省医学会承办的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五次消化系病学术会议（CGC 2025）在长沙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会议吸引国内外著名学者汇聚一堂，共话消化道肿瘤、肠道微生态、肝病精准治疗等数十个领域的临床经验与前沿进展。会议期间，医脉通特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吴开春教授就“炎症性肠病诊治现状及进展”相关话题进行分享。

近年来，我国炎症性肠病（IBD）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结合您丰富的临床经验与研究，您认为当前我国在IBD的早期精准诊断以及长期规范化治疗管理方面，面临哪些最主要的挑战和瓶颈？您认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吴开春教授：

目前IBD发病率增长迅速，这给我们的防治工作带来了较大挑战。在IBD的早期精准诊断、长期规范治疗与管理方面仍存在不足。要解决当前的问题，首先最重要的是推进IBD的规范化诊断与治疗，这需要更多医生与专家的关注、投入与支持。IBD本身诊断复杂，当前存在患者诊断延迟情况。原因在于大家对IBD的认知不足，重视程度不够；其次临床诊疗流程尚不够规范；误诊、延迟诊断的现象较为普遍。在治疗层面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原因也是对疾病的认知不足。例如，对于一些新的药物（如生物制剂、小分子药物等）如何正确、合理地使用，仍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在这些方面，我们还需继续努力。

治疗手段的快速发展是IBD领域的显著特征。请您分享一下，近年来在IBD治疗领域取得了哪些重要研究进展（如生物制剂、小分子药物等）？您如何看待这些最新治疗进展对我国IBD患者的意义？

吴开春教授：

近年来，我国IBD的发病率增长迅速，同时IBD领域的研究，近几年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治疗方面最重要的是生物制剂与小分子药物的出现。这类药物是基于IBD的发病机制，针对肠道黏膜持续炎症的缓解，通过精准靶向炎症细胞、关键细胞因子，阻断或干预炎症进程，从而抑制炎症，以治疗疾病。这些药物有大量基础研究和真实世界研究数据证实其能够为患者带来获益，无疑是治疗上的很大进步。当然，目前的进步还不够：现有新药存在“治疗天花板”问题，仍有部分临床需求未得到满足，这需要进一步探索突破。

除药物治疗外，非药物干预与治疗手段也同样重要，例如干细胞治疗、肠道菌群移植、神经调节治疗等。若能将药物治疗与非药物干预相结合，形成综合诊疗方案，必将进一步提升IBD的治疗水平。

在如此丰富的治疗“武器库”面前，临床医生应如何为患者制定个体化、最优化的治疗方案？有哪些关键因素需要重点考量？

吴开春教授：

目前，越来越多的IBD药物治疗方法已应用于临床，让患者从中获益，但没有达到某种药物或方法可解决所有问题的程度。因此，就现阶段而言，不同药物和治疗方法，往往仅适用于针对性最强的特定患者群体，需要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实现个体化治疗需综合以下方面考虑：一方面是患者自身的情况，包括其病情、并发症、疾病严重程度及特征等；另一方面是考虑不同药物、不同治疗方法的优势与特性。在最合适的时机为最合适的患者选择最恰当的药物，才能让IBD取得更理想的治疗效果。而在具体个体化决策中，需考量的因素包括：药物本身的疗效、安全性、使用便捷性与可及性；还要重点关注患者的个体特征，例如疾病严重程度、病变累及部位、肠外表现或并发症以及对治疗的耐受性等。

面向未来，您认为要实现我国IBD整体诊疗水平的大幅提升和患者生存质量的显著改善，需要在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吴开春教授：

当前整体诊疗水平的提升，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方面在于诊疗规范的普及，这不仅限于少数大型医疗中心及部分医生，需要更多医院更多医生形成共识，共同提升诊疗能力，这样才能推动整体诊疗水平实现较大提升。另一方面，患者教育与管理也不可或缺。IBD属于长期、慢性甚至终身的疾病，需要患者积极配合，提高治疗依从性，才能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第三方面，需要政府与社会对这类疾病给予更多关注。IBD治疗药物可及性和持续性，需包括医疗政策层面的支持，比如相关药物能否报销、是否纳入慢性病管理，以及患者能否得到及时治疗等。此外，在医疗层面还需强调多学科团队的作用，即整合内科、外科、病理、影像、营养乃至中医药等多学科力量，共同参与诊疗，才能更好地管理IBD。通过以上努力，相信IBD的诊治水平有望得到显著提升，也期待这一天能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