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觉得，算准BMI就能给肥胖症下诊断，这句话只对了一半。”尹晓教授解释，BMI≥28kg/m²是肥胖症的诊断标准，可脂肪长在皮下还是内脏，对健康的影响天差地别。就像那对夫妻，初诊时我们用双能X线检查发现，他们的内脏脂肪比例严重超标，导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异常，是他们备孕困难的重要原因。

在肥胖症诊疗中，“评估”远比“诊断”复杂。尹晓教授团队会为每位患者绘制一张“健康地图”：先测量腰围，初步判断脂肪分布。男性腰围≥90cm、女性≥85cm，就提示内脏脂肪超标；生物电阻抗和双能x线检查能比较准确的测量人体皮下脂肪、内脏脂肪和肌肉的相对比例和数量。

更重要的是并发症评估。肥胖症常与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结伴而行”，这些并发症不仅会加重肥胖，还会影响治疗方案。脂肪肝、胰岛素抵抗等，都需要在制定方案时提前考虑。

为让多维度评估落地，中日友好医院减重中心打造了一套标准化诊疗工具包：从初诊时的“肥胖评估表”，到必查的“代谢指标清单”，再到后续的“随访计划表”，每一步都有明确指引。“标准化不是‘流水线’，而是为了更精准地捕捉个体差异。”尹晓教授说，正是凭借这套工具，团队才为这对夫妻制定出“生活方式干预+肠促胰素类药物治疗”的个性化方案，并提前告知用药期间需严格避孕，消除了他们的顾虑。

“刚开始用药时，我还担心会有副作用，没想到除了偶尔有点恶心，没别的不舒服。”丈夫跟尹晓教授讲述，用药第1个月，体重就降了12斤，腰围也减了6cm，更意外的是，以前总觉得饿，用药后对高糖、高脂的食物没那么渴望了，加班时也不会忍不住吃蛋糕了。

尹晓教授解释，很多肥胖患者难以坚持健康饮食，是因为难以抵抗美食诱惑，而肠促胰素类药物能降低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让他们更容易养成健康饮食的习惯。

这背后，是肠促胰素类药物的独特作用机制。尹晓教授介绍，这类药物不仅能有效减重，还能带来“代谢与心肾双重获益”，尤其适合有肥胖相关并发症的患者。肠促胰素类药物有中枢性的食欲抑制作用，延缓胃肠排空，让患者自然减少进食量，同时还能改善胰岛素抵抗，调节血脂和血压。

临床数据显示，肠促胰素类药物能使患者体脂率显著下降，且瘦体重减少比例低，这意味着患者减重的同时，能最大程度保留肌肉量，维持基础代谢。

但药物并非“万能钥匙”。尹晓教授强调，不同的减重药物有不同的适应证，通常BMI≥28kg/m²且生活方式干预无效者，或BMI在24-28kg/m²之间合并至少一种并发症（如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等）且干预无效者，才可使用。剂量调整也需遵循“从小剂量起始，每4周调整”的原则，根据体重下降幅度与耐受情况找到最佳剂量。“这对夫妻都是从最小剂量开始，根据耐受情况逐渐调整，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剂量。”尹晓教授说。

而停药时机与“防反弹”，是诊疗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尹晓教授建议，减重药物的使用周期至少为6个月，“新的行为习惯固化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希望患者坚持使用药物至少6个月，有助于建立长期稳定的健康生活方式”。当患者达到目标体重（3-6个月减重5%-15%基础体重）且生活方式稳定时，可逐渐减量、停药。

尹晓教授坦言，停药后部分患者可能出现体重反弹，但只要生活方式已经固化，反弹幅度通常较小，且再次用药仍有效。

“肥胖症是个复杂的慢病，需要医疗、社会、个人共同努力。“尹晓教授强调，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医疗机构重视肥胖防治，建立起从三甲到社区的防治网络，让更多人能科学减重，拥抱健康人生。

然而，基层医疗机构在推广肥胖症多维度评估与个体化管理时，面临着“培训不足、资源匮乏、认知薄弱”三大难题。“很多基层全科医生缺乏肥胖症系统培训，对药物使用、并发症评估等知识掌握不全面；日常工作繁忙，难以抽出时间做详细评估和长期随访；而且基层缺少多学科团队，遇到合并多种基础病的患者，很难制定全面方案。”尹晓教授分析，更重要的是，基层患者对肥胖症的认知不足，“很多人觉得‘胖不是病’，宁愿吃保健品减重，也不愿到医院就诊，付费意愿也低。”

针对这些难点，尹晓教授团队探索出一系列可复制的经验。为基层开发“简化版肥胖管理工具包”，比如用“并发症筛查表”快速识别高危患者，用“简明饮食/运动处方”指导患者日常管理，再开发一个小程序，让患者能自己记录体重、饮食，方便医生随访。尹晓教授建议，还可推行“全科医生+外挂专家”的简易多学科模式，由全科医生负责日常管理，遇到复杂病例时，通过远程会诊向三甲医院专家求助；社区护士和公共卫生人员则负责患者教育和定期随访，联动社区健身中心、社会营养师等资源，形成“医疗+生活”的全方位支持。

今年国家卫健委提出的“体重管理年”，为基层肥胖防治带来了契机。尹晓教授建议，基层医疗机构可将肥胖管理与糖尿病前期干预、高血压管理等国家慢病项目结合，最终在基层建立广泛的、贴近居民、长期有效的肥胖防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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