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抗肿瘤药物的广泛使用，我国肿瘤药物相关性肝损伤发病率也逐渐升高；在最易导致DILI的药物排序中，肿瘤药物排序已从1994—2011年的第5位提升至2012—2016年的第3位，占比也从4.7%提升至 11.13%¹。在今年的CSCO年会我们可以看到，肿瘤药物仍在不断更新，抗肿瘤治疗也已经从靶向治疗发展为免疫治疗；新药物可能带来新的不良反应，从而为临床带来新的挑战。在DILI治疗领域，我们也有了更多新的探索、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新的证据，相应的，也会出现新的问题。本次《肿瘤药物相关性肝损伤诊疗指南（2025）》¹的发布，为我们临床医生提供了新的、更为有效的诊疗工具，能帮助实现更好、更规范化的疾病管理。

未来，我们仍需不断深入了解DILI的整个发生过程，尤其要关注不同药物所引发肝损伤的差异性特征。回顾近几年的国际性DILI诊疗大会，已出现针对免疫治疗、天然药物、肿瘤疫苗等特定DILI的专门防治建议。这提示我们，未来国内也需不断完善DILI的相关诊疗细节，从而提升该领域的整体防治水平。预防方面，我们仍需不断积累、总结相关经验，如准确识别易感人群和风险因素，明确导致肝损伤的高风险药物等，但目前，大多数医生对DILI的认知仍较为局限，因此我们应致力于更早识别DILI、更准确理解其病理机制，并掌握包括停药时机在内的规范化诊疗方案，这些都是临床实践中亟需加强之处。

尽管相关指南如《肿瘤药物相关性肝损伤诊疗指南（2025）》¹的出台，可以规范临床行为，但我们仍希望在各诊疗中心持续积累经验、发现更多更有益的数据，通过扩大样本量，识别特异性患者，从而制定个性化方案，最终提升DILI管理水平。尽管不推荐使用保肝药物进行常规预防，但在特定高风险人群中，药物的预防价值正在被探索。两项大型全国多中心研究^2,3均表明，在实体瘤（肺癌、胃肠道肿瘤、乳腺癌，共1146例）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1511例）患者中，异甘草酸镁注射液均能显著降低DILI的发生率；这一发现将对临床实践产生重要启发。

在临床上，我们现已开展了大量生化指标的检测，未来，我们是否能够将更多生化指标与治疗方案等信息相结合，通过更先进的算法进行整合分析，这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更精准的诊断和预后判断工具——当前大模型和算力等人工智能领域的迅速发展为这一发展方向提供了可能。

再者，DILI的诊断与管理亟需多学科协作。肝病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科，需要肿瘤内科、消化科、肝病科及药学专家共同参与，为患者制定更合理、规范的个体化方案。我们也期待更多数据、算法工程师加入，共同开发用于判断病程、药物选择、用药时长及剂量优化的智能工具，以提升治疗安全性与有效性。

随着抗体偶联药物（ADC）、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CAR-T）、嵌合抗原受体自然杀伤细胞（CAR-NK）等新药物和新疗法不断涌现，它们对药物性肝损伤的影响及处置特殊性也亟待深入探讨。此外，我们还应积极推进中国真实世界研究，并加强基础机制探索。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异甘草酸镁注射液并非仅是一种单纯的保肝药物，它还是一类非常典型的非特异性免疫调节药物，具有中断局部炎症反应，从而改变肿瘤患者体内整体炎症环境的作用。这一机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研究方向，值得在未来开展更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