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于5月30日至6月3日在芝加哥隆重召开。作为全球肿瘤学领域极具规模、学术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国际会议，本届ASCO年会将汇聚肿瘤学前沿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创新理念，为临床医生和科研学者搭建起一座通往学术新天地的桥梁。
值此会议之际，医脉通特邀美国希望之城综合癌症中心Sumanta Kumar Pal教授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盛锡楠教授在ASCO会议现场进行对话，共同探讨
您作为国际知名的泌尿外科专家，是否有宝贵经验或见解可以分享给中国医生？
盛锡楠教授：
作为国际知名泌尿生殖系统肿瘤领域的专家，您对该领域的见解对我们极具启发性，我们非常期待聆听您的观点。
Sumanta Kumar Pal 教授：
非常荣幸参加此次学术访谈。我个人专注于肾癌领域的临床诊疗工作已超过20年。在此期间，我主持了多项II期和III期临床试验，近期则致力于推进细胞治疗和双特异性抗体等创新疗法的临床研究。可以说，当前肾癌治疗领域正处于一个极具突破性的发展阶段，我们有幸见证了治疗模式的革命性演进。
IMmotion010研究在生物标志物的探索方面有何进展?对于存在高复发风险的T1或T2期肾癌患者，如何根据生物标志物或其他临床特征制定更精准的辅助治疗方案？
盛锡楠教授：
众所周知，生物标志物是当前研究的热点，我个人对于您在ASCO年会上发表的IMmotion010研究中关于探索生物标志物的相关内容非常感兴趣。
Sumanta Kumar Pal 教授：
IMmotion010 研究是一项评估
盛锡楠教授：
我们之前讨论的研究中涉及了循环肿瘤DNA（ctDNA）、KIM-1及基因组生物标志物等，您认为其中哪些对临床最具价值？
Sumanta Kumar Pal 教授：
在之前的一项针对晚期RCC的独立III期研究（IMmotion151）中，通过非负矩阵分解（NMF）确立了7个分子亚组（NMF1-7），我们在这项基因组织学分析中，重点观察了这7种亚型。其中2个亚型呈显著血管生成表型，另外3个亚型则被定义为更具T效应细胞增殖特征（可能对免疫治疗更敏感）。我们发现，在转移性和局限性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中，这些肿瘤亚型的分布比例高度相似。对配对标本的分析表明，肿瘤演变不存在一致模式：血管生成型肿瘤未必进展为增殖型，T效应细胞型肿瘤亦未必转化为血管生成型，其演化过程呈现高度异质性。这一发现提示，患者产生治疗耐药性的机制存在多样性。这进一步表明，每位肾癌患者可能都存在独特的耐药机制。总体而言，我们发现接受阿特珠单抗治疗后产生耐药的患者，其肿瘤组织的 MHC-1 特征普遍减弱。这提示 MHC-1 通路下调可能是检查点抑制剂耐药的一个潜在机制，未来或可针对此通路探索治疗策略。
盛锡楠教授：
基于您所言，我们或许需要开展更多转化医学研究来探寻更具临床价值的生物标志物。
Sumanta Kumar Pal 教授：
是的，此外我认为，如检测到MHC-I表达缺失，则可能意味着采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会出现疗效不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或可需要考虑换用其他治疗方式。我院当前正积极开展多项细胞治疗相关研究，包括多项双特异性抗体的临床试验。从机制上看，这些疗法有望有效克服或规避MHC-I 缺失可能导致的治疗瓶颈，对此我持乐观态度。
盛锡楠教授：
本次大会公布了KEYNOTE-564研究的更新数据，该研究是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III期临床试验，纳入具有中高危、高危复发风险或处于转移性无病灶状态（M1 NED）的肾透明细胞癌（ccRCC）成年患者。这些患者按1:1比例随机分配后接受接受
Sumanta Kumar Pal 教授：
此问题至关重要，凸显了KIM-1生物标志物的潜在临床价值：鉴于帕博利珠单抗的明确生存获益，未来或可通过KIM-1识别早期辅助免疫治疗获益人群——即理论复发风险较低（如T1/低级别T2期）但KIM-1表达显著升高的患者，此类群体可能成为干预的关键目标。
盛锡楠教授：
当前困境凸显了开展更多临床试验的必要性。现存在一种临床场景：肾癌患者术后多年出现孤立性肺转移，通常手术切除即可，但这类实际存在高复发风险，且不符合KEYNOTE-564入组标准。基于临床实践，我倾向对此类患者使用帕博利珠单抗辅助治疗。针对这类特殊患者的辅助治疗决策，您有何建议？
Sumanta Kumar Pal 教授：
基于现行标准，多年未复发的肾癌患者，我们通常不推荐进行辅助治疗。以IMmotion010研究为例，我们纳入了复发时间＞1年的患者亚群，但并未观察到此类患者获得了显著的临床获益。因此，现有证据提示此类患者可能不适于辅助治疗。但需重点关注：是否存在KIM-1高表达的特定亚群？若该亚群存在，需通过研究验证其能否为选择性辅助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盛锡楠教授：
那么在临床实践中，您是否常规应用KIM-1生物标志物进行诊疗决策？
Sumanta Kumar Pal 教授：
这个讨论点很有意义。目前我尚未在临床中实际应用KIM-1。需要说明的是，KIM-1本质上是一种肾损伤生物标志物，理论上临床检测是可行的。但就现阶段而言，由于尚缺乏验证性研究数据，我认为临床尚未达到将其用于治疗决策的成熟度。目前我们仍处于探索性研究阶段。无论是针对切除术后远期转移复发患者，还是低分期患者群体，若未来要实现临床转化，必须通过严谨的临床试验来验证，从而真正确定KIM-1的临床相关性。
盛锡楠教授：
虽然针对高危肾癌患者我们已有KEYNOTE-564临床试验数据作为参考，但必须指出的是，目前绝大多数高危患者仍缺乏有效的辅助治疗方案。
在众多经FDA批准的治疗方案中，应如何为mRCC患者的选择最佳治疗方案？
盛锡楠教授：
目前FDA已批准多种转移性肾细胞癌（mRCC）联合治疗方案，例如
Sumanta Kumar Pal 教授：
这是一个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问题。基于当前的临床数据，阿昔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方案的临床获益相对有限，因此在日常临床实践中，我较少将其作为优选方案。与此同时，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方案虽然在疗效上具有一定潜力，但其不良反应较为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临床应用。相比之下，卡博替尼联合纳武利尤单抗方案在疗效与安全性之间取得了较为理想的平衡，这使其成为我在临床实践中优先考虑的方案之一。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纳武利尤单抗联合
盛锡楠教授：
针对初诊患者的治疗决策，临床上何时应选择减瘤性手术？这类患者的选择标准应当如何把握？
Sumanta Kumar Pal 教授：
这是一个极具价值的问题。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尚未有确切的答案。然而，可以明确存在以下三种情况需要考虑切除肾脏：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目前正在开展一项名为“PROBE”的临床试验，该试验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负责。该研究将患者随机分配到接受手术组或不接受手术组，随后开始相应的治疗。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但遗憾的是，其病例积累的速度一直较为缓慢。因此，我也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够从这项研究中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
盛锡楠教授：
在我的临床实践中，对于原发肾脏肿瘤体积较大但转移负荷较轻（如仅存在小型肺转移灶）的患者，我会建议立即进行手术切除，术后再给予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联合治疗方案。然而，若患者已出现脑转移或骨转移等远处转移，则优先选择全身系统性治疗。仅在全身系统性治疗获得良好应答的情况下，才考虑后续的手术干预。
Sumanta Kumar Pal 教授：
确实，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尽管人们倾向于采取某种明确的治疗方案，但目前缺乏可靠的数据支持。从科学角度来看，一方面，切除原发肿瘤可能减少肿瘤细胞转移扩散的源头；另一方面，保留原发肿瘤可能维持更强的免疫原性，从而增强免疫疗法的效果。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学问题。
在当前中国mRCC二线治疗尚未形成标准化方案的背景下，您可否提供一些专业建议？
盛锡楠教授：
对于mRCC患者，一线治疗的选择包括免疫单药治疗、免疫联合TKI治疗或双免疫联合方案。然而，二线治疗目前尚无标准方案。在美国，卡博替尼是二线治疗的常见选择，但在中国，该药物尚未获批。因此，在中国，通常采用PD-1抑制剂联合TKI作为一线治疗方案，而二线治疗则主要依赖临床试验，其他选择较为有限。
Sumanta Kumar Pal 教授：
参与此类访谈并深入了解其他国家的临床现状，正是我的初衷之一。在二线治疗中，我通常优先选择卡博替尼。若无法获得卡博替尼，则会考虑使用阿昔替尼或其他TKI。未来，我们可能都需要考虑是否选择使用
盛锡楠教授：
半年前，我曾接诊过一名多发肝转移患者。这位患者尝试了卡博替尼联合贝组替凡方案，但未能获得治疗应答，肝转移的治疗确实颇具挑战。此外，我还注意到您发表了关于CAR-T细胞治疗mRCC的专题报告，我们对此高度关注。我们团队去年启动了以CD70为靶点的CAR-NKT细胞疗法研究，现已入组4例患者。其中1例完成CT复查显示疾病进展；我们期待其余3例结果能够给提供积极数据。
Sumanta Kumar Pal 教授：
CAR-T细胞研究意义重大。目前mRCC主要依赖VEGF抑制剂等靶向治疗或免疫疗法，亟需开发新药。正因如此，希望之城综合癌症中心与贵机构均聚焦于CAR-T疗法研发，探索全新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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