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
全球胆管癌基因突变图谱与流行病学分布1
Global patterns of mutational profiles in biliary tract cancer
研究整合了全球13个国家、30余项临床研究共计5,123例胆道恶性肿瘤(BTC)样本的数据,对29个癌基因和抑癌基因进行了标准化分析。研究证实,IDH1突变、FGFR2基因融合及BAP1失活突变具有较强的解剖亚型特异性,几乎完全局限于小胆管型肝内胆管癌;而在肝外胆管癌(eCCA)、
西方国家iCCA患者中IDH1突变率、FGFR2融合率及BAP1突变率显著高于东方人群(中国、日本、韩国)。研究通过对20个东西方iCCA队列(总计2,514例)的组织学与转录组亚型分类发现,这一地理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解剖/细胞起源亚型(小胆管型 vs 大胆管型)的比例不同——西方队列中小胆管型-iCCA所占比例显著高于东方队列;而在东方人群及泰国队列中,与
赵一鸣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传统外科将iCCA基于影像学定位简单区分为周边型和主干型,而现代分子病理学明确了小胆管型-iCCA与大胆管型-iCCA是两种具有不同细胞起源和生物学行为的独立实体。IDH1突变与小胆管型-iCCA中具有较高相关性,提示外科医生在面对病理报告提示为小胆管亚型或起源于肝小叶深部的肿瘤时,应第一时间安排涵盖IDH1的基因检测,并据此对患者诊疗进行全程管理,避免因传统化疗延误靶向治疗干预的最佳时机。
过去常将东西方胆管癌基因图谱的差异归因于种族遗传背景,但本文提示其本质是病因学与解剖亚型分布的差异。西方高发与非酒精性
肝内胆管癌IDH1突变的空间一致性2
Intratumoral IDH1 mutation status in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s homogeneous
研究纳入35例接受根治性切除的iCCA患者,提取共计117个空间独立的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肿瘤组织切块(平均每例患者3.3份样本,范围1~7个)。基线二代测序(NGS)检测确立8例(22.8%)为IDH1突变型。使用Idylla™快速
肝内胆管癌原发肿瘤与晚期疾病的IDH1突变一致性3
Concordance in Oncogenic Alterations Between the Primary Tumor and Advanced Disease: Insights Into the Heterogeneity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研究系统对比分析了iCCA患者配对的原发灶组织与后续复发/转移晚期病灶组织中的驱动基因变异特征。在所有评估的肿瘤驱动基因中,IDH1突变的原发灶与晚期病灶一致性最高,突变一致性均达到92%(12例配对样本中有11例在原发灶与复发转移灶中完全一致,1例在复发转移灶中发现新的IDH1突变)。在接受了多线全身化疗以及IDH1小分子抑制剂治疗的患者亚组中,IDH1突变克隆呈现100%的持续存在,未因药物选择压力而发生克隆丢失或被野生型克隆替代。
赵一鸣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IDH1突变发生于胆管上皮恶性转化的早期,属于肿瘤进化的主干突变。肿瘤细胞在全瘤扩散、远处转移以及全身化疗或靶向治疗的药物压力下,均持续保留该突变。
在肿瘤外科与介入穿刺实践中,空间同质性证实单次粗针穿刺或单个手术切块的基因检测结果能够可靠地代表全瘤的IDH1突变状态,无需进行创伤性的重复多点穿刺。同时当晚期复发转移病灶因解剖位置深而无法再次活检时,采用原发灶手术或穿刺标本进行基因检测,同样能精准指导晚期后线的IDH1靶向治疗。
高度的空间与时空克隆稳定性解释了为何外周血循环肿瘤DNA(ctDNA)与组织IDH1突变检测具有极高的一致性(>90%)。这一结论支持基于ctDNA的无创动态监测、微小残留病灶(MRD)评估。也为IDH1突变胆管癌术后使用艾伏尼布进一步控制MRD提供了理论依据。一项全球多中心II期研究NCT07260175正在进行中,拟评估IDH1突变iCCA患者接受根治切除术及6个月标准化后接受艾伏尼布维持治疗1年的无复发生存率。
新辅助治疗对肝内胆管癌根治切除术后复发总生存期的影响4
The Effect of Neoadjuvant Therapy on Post-Recurrence Overall Survival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 for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研究纳入梅奥诊所2000年至2024年间连续接受根治性肝切除术的343例iCCA患者。该研究对具有高危特征的部分患者给予新辅助治疗(NAT)。在所有拟行NAT的157例患者中,62例(39.5%)在NAT期间因疾病进展或应答不足未能推进至手术切除。
在接受分子检测的患者中,接受NAT的高危患者中的可靶向分子变异(以IDH1突变与FGFR2融合为主)富集度高达48.2%,显著高于直接手术组的13.9%(p<0.001)。其中,IDH1突变在NAT组的发生率为21.4%,而在直接手术组为7.6%。然而新辅助治疗失败的患者中可靶向分子变异仍达32.7%,IDH1占比为21%。
NAT与患者复发后总生存期(PROS)改善相关。在术后发生复发的161例患者中,NAT组的中位PROS达到31.9个月,而直接手术组仅为16.4个月(p=0.006)。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证实,接受NAT是PROS显著改善的独立保护因素(风险比[HR] 0.506;95%置信区间[CI] 0.307-0.836;p=0.008)。

图1 PROS的Kaplan-Meier估计值:按NAT分层分析4
NAT组患者复发后接受局部治疗及后线治疗的比例更高。NAT组患者在术后复发后展现出更好的体力状态,显著更多地接受了二次根治性局部治疗(43.5% vs 32.1%)以及后线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52.2% vs 15.7%,其中20%接受了IDH1或FGFR2抑制剂)。

图2 按NAT状态划分的复发后治疗策略4
赵一鸣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新辅助治疗期间的疾病变化可为评估肿瘤生物学行为及患者接受根治性手术的适宜性提供补充信息。传统外科理念强调外科学可切除性,导致许多技术上可切除但体内已存在隐匿微转移的患者在术后早期复发。新辅助治疗期间的疾病进展及治疗反应可评估患者肿瘤生物学行为。本研究中,157例启动NAT的患者有62例(39.5%)未能推进至手术,主要原因是治疗期间疾病进展或应答不足。NAT具有一定的选择作用,能够筛选出能真正从根治切除手术中长期获益的患者。
新辅助治疗失败患者中仍存在可靶向分子变异,提示携带相关变异并不必然意味着患者对传统细胞毒化疗敏感。新辅助治疗失败组中可靶向突变仍占近1/3,说明单纯携带IDH1或FGFR2等靶向突变,尚不足以确定患者对传统细胞毒化疗敏感;复杂的共突变网络、高肿瘤负荷及化疗期间的克隆演进,仍可导致部分携带靶向突变的患者发生原发耐药或早期进展。
PROS及复发后的后续治疗情况可为评价围手术期治疗的长期结局提供补充视角。以往外科研究往往只关注无瘤生存期(DFS),但DFS并不能完全反映全生命周期获益。PROS这一新指标表明,新辅助治疗不仅没有破坏患者的免疫与体力储备,反而通过筛选出肿瘤生物学行为相对温和、靶向响应性高的患者群,使其在术后复发时能够及时应用艾伏尼布等精准靶向药物,最终实现复发后生存期的翻倍延长。
胆管癌患者对艾伏尼布的应答:基于典型病例的临床视角与真实世界管理5
Case Report: Response to ivosidenib in patients with cholangiocarcinoma: a clinical perspective with illustrative cases
III期ClarIDHy试验奠定了艾伏尼布在既往接受过全身治疗的IDH1突变晚期iCCA中的地位(mPFS HR=0.37),16%患者接受艾伏尼布治疗的时间≥1年。ClarIDHy事后分析显示,用药持续≥1年的长效应答者,其2年OS率高达92.1%(而用药<1年者仅8.6%)。
真实世界病例报告显示,无法耐受化疗的高龄虚弱患者接受艾伏尼布单药治疗后,体能状态改善,治疗期间恶性
赵一鸣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首先,要理解IDH1抑制剂的临床治疗特点。艾伏尼布作为IDH1抑制剂,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阻断2-HG生成、诱导肿瘤细胞分化而非直接细胞毒杀性凋亡,因此ClarIDHy试验中大部分患者表现为疾病稳定(SD)。因此,临床医生在评估IDH1抑制剂疗效时不应单纯追求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标准下的肿瘤缩小,如达到部分缓解(PR)或完全缓解(CR),而应将疾病长期稳定、患者躯体功能及生活质量保持作为评价核心。
其次,艾伏尼布为高龄虚弱患者带来了化疗以外的治疗选择。高龄虚弱患者通常无法耐受化疗±免疫抑制剂的一线方案,该病例报告证实,对于携带IDH1突变的高龄虚弱患者,一线口服艾伏尼布单药展现出较高的安全性与体能状态的明显改善,为此类特殊群体避免了强烈化疗带来的不耐受问题,并提供了高效低毒的精准治疗选择。
最后,要明确IDH1突变iCCA血钙监测必要性。研究报道IDH1突变型iCCA患者高钙血症发生率高达60%(显著高于野生型iCCA的29%,p=0.008)。肿瘤相关性高钙血症引起的早期及中度症状为全身乏力、精神萎靡、嗜睡、意识模糊、厌食和
总结
结合2026年上述四篇核心文献进展,建议对IDH1突变iCCA患者实施全程精准管理。确诊iCCA后应尽早开展全面分子检测,尤其是病理提示小胆管型iCCA者,以明确潜在可靶向变异,为后续治疗决策提供依据。鉴于IDH1突变在原发灶和晚期病灶之间具有较高一致性,单次组织穿刺结果可为治疗选择提供重要参考。对可切除但具有高危特征的iCCA,可积极推行新辅助治疗。NAT可筛选肿瘤生物学行为良好的患者进行根治切除,并显著延长患者复发后总生存期(PROS达31.9个月)。与此同时,还应关注艾伏尼布作为术后维持治疗方案的研究进展,探索靶向治疗在围手术期管理中的潜在价值。对无法耐受化疗的高龄虚弱患者,考虑一线应用艾伏尼布单药。此外,临床应用中对于所有IDH1突变肝内胆管癌患者,均应密切监测血钙与PTHrP。
赵一鸣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肝脏外科 行政副主任
主任医师 副教授 医学博士 研究生导师
国际肝癌协会(ILCA)
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青年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外科ERAS专委会委员
中国医促会普外科分会全国委员
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肝癌专委会常务委员
国家癌症中心癌症筛查专委会肝癌专委会全国委员
上海市青年科技人才协会会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青年理事
上海市抗癌协会肝胆肿瘤综合治疗专委会秘书长
上海市健促会类器官技术与临床转化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癌症预防与筛查专委会委员
主持包括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全国高校博士点专项基金,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参与科技部十三五科技重大专项等重大项目研究。
获国际肝癌协会“Junior Investigator Award”(年度亚洲唯一获奖者)、上海市抗癌科技奖一等奖、两届汤钊猷-建行肝癌诊疗研究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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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期日期:2029-10-27
审校:Arrival、Kiana
排版:jin
执行:Aur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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