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髓损伤后神经病理性疼痛从病理机制到治疗进展
发布时间:2026-10-12   |   来源: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关键词: 脊髓损伤 神经病理性疼痛 神经外科

作者:王思瑶,福建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赵俊鑫,郑启斌,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神经外科


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 SCI)是一种严重的神经系统创伤, 脊髓损伤后神经病理性疼痛(neuropathic pai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SCI-NP)是其难治性并发症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与康复治疗进程。仅30%~50%的SCI-NP患者通过药物治疗在早期获得有效缓解,但在后期常需联合吗啡类药物治疗,药物不良反应显著,甚至合并精神类症状,对于SCI-NP病理学机制的研究直接关系着有效治疗的开发。近年来,SCI-NP的病理学机制,已扩展到涵盖分子、环路和网络层面的系统性功能障碍,临床治疗模式也出现了新的趋势,本分将针对机制与治疗进展进行阐述。


1. SCI-NP 的临床分类体系与评估方式


国际脊髓损伤疼痛分类系统(International Spinal CordInjury Pain Classification,ISCIP)采用从三个层面对SCI-NP进行系统归类:①损伤平面水平神经病理性疼痛(atlevelneuropathic pain, al-NP)指疼痛分布于损伤节段及其上下临近1~3个皮节。这种疼痛通常与损伤部位的神经根或脊髓背角灰质的直接损害有关,兼具外周和中枢神经损伤的特点。②损伤平面以下神经病理性疼痛(below level neuropathic pain, bl-NP)指疼痛区域位于损伤平面3个皮节以下的远端。这种疼痛被认为是典型的中枢性疼痛,由脊髓损伤导致的感觉传导通路(主要是脊髓丘脑束)中断与中枢神经系统适应不良性重塑所致。 ③神经病理性疼痛合并存在伤害感受性疼痛(nociceptive pain,NocP),多数由于脊柱关节病理性畸形、肌挛缩、节段性不稳、脊髓或神经根受压,以及腹腔脏器动力迟缓及梗阻等原因导致。


SCI-NP临床评估需结合多模式评估手段 ,包括主观感受问卷、神经影像学、神经电生理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等方面,包括如下方面:


①DN4问卷和NPSI量表被推荐用于辅助病情评估和预后监测。DN4问卷(Douleur Neuropathique 4 questions)通过询问疼痛的性质(如烧灼感、电击感)和伴随症状(如麻木、针刺感)来辅助筛查SCI-NP。NP症状量表(Neuropathic Pain Symptom Inventory, NPSI)则更细致地评估不同性质疼痛的强度,为疼痛的分型和治疗反应评估提供量化指标。


②神经影像学从结构学到功能学角度为SCI-NP提供评估与研究支持。MRI是评估脊髓损伤部位、范围及继发性病变(如脊髓空洞)的基础。近年来,结构与功能影像技术为揭示SCI-NP的评估提供了新手段,如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可评估大脑白质纤维束的微结构改变的特点,揭示感觉传导通路的潜在损害;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则发现大脑分区激活的改变与功能网络的重塑,为SCI-NP的疼痛主观评估提供影像学上的客观关联依据,并助力挖掘影像学标志物。


③神经电生理检查用于客观评估SCI-NP的感觉传导通路完整性。体感诱发电位(sensitive evoked potentials,SEP)可评价脊髓后索-内侧丘系通路的传导功能。激光诱发电位(laser evoked potentials, LEP)则能特异性地评估Aδ和C类薄髓鞘及无髓鞘纤维介导的痛温觉传导通路 ,为SCI-NP的诊断提供客观依据。定量感觉测试(quantitative sensory testing,QST)依赖于主观报告,但SEP与LEP能系统量化不同感觉亚型的阈值,与QST的结合,有助于制定SCI-NP的临床分类依据与严重度分层指标。


④生物标志物尚处于探索阶段。研究表明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6(IL-6)在SCI-NP动物模型的血清与脑脊液中显著升高,并通过TLR4/MyD88/NF-κB 信号通路介导神经炎症,并且TNF-α 与IL-6的表达与SCI-NP 疼痛严重程度相关。另外,补体受体3(CR3)和NMDA受体2B亚单位在SCI-NP中也出现显著的升高。这些因子有望作为SCI-NP的潜在生物学标志物,为疾病诊断、分类和疗效预测提供客观指标。


2. SCI-NP 的病理机制


2.1 脊髓层面的“自下而上”机制 


脊髓水平的中枢敏化是SCI-NP病理生理学的基础,由脊髓背角神经元对伤害性及非伤害性外周刺激的反应性增强和持续时间延长所致。这一过程涉及多个层面的改变:


①神经元高兴奋性。Nav1.3、Nav1.7钠通道和α2δ-1钙通道异常表达,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NMDAR)过度激活导致钙内流增加。损伤后,脊髓背角神经元出现自发性异位放电,反应阈值降低。分子层面上,这与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特别是Nav1.3、Nav1.7)和钙离子通道(如α2δ-1亚基)在神经元膜上的异常表达和聚集有关。同时,NMDA受体被过度激活,导致钙离子内流增加,触发一系列下游信号级联反应,进一步增强突触传递效率,维持神经元的高兴奋状态。


②抑制性神经传递减弱。正常的痛觉处理依赖于兴奋性和抑制性信号的精细平衡。SCI导致表达γ-氨基丁酸(gamma-aminobutyric acid,GABA)能和甘氨酸能的抑制性中间神经元凋亡或功能障碍,称为“脱抑制”现象,这打破了上述平衡,使得伤害性信号在脊髓水平被无节制地放大。


③神经-胶质细胞交互作用。长期以来被视为神经元“辅助细胞”的胶质细胞,在NP的维持中扮演着主动角色。损伤后,脊髓中的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被激活,转变为促炎表型。它们释放大量的促炎细胞因子(如TNF-α、IL-1β、IL-6)和趋化因子。以TNF-α为例,在SCI-NP患者中,其水平显著高于无NP的患者,且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显示,TNF-α具有预测NP进展的潜力,高TNF-α水平的SCI患者发生NP的风险显著增加(OR: 4.92;95% CI:1.89~12.32)。炎症因子的释放可激活免疫细胞,导致神经胶质细胞活化,进一步加重神经炎症反应,促进NP的发展。这些分子一方面直接作用于神经元,增强其兴奋性,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激活周围的胶质细胞,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持续驱动神经炎症和中枢敏化。


④非编码RNA的参与。在SCI中,上调的PVT1通过miR-186-5p/CXCL13/CXCR5轴促进星形胶质细胞过度激活与神经炎症,从而引发NP;抑制PVT1则可逆转此通路,减轻NP。


2.2 “ 自上而下”的痛觉调控系统功能障碍 


大脑并非被动地接收疼痛信号,而是通过复杂的下行通路主动调节来自脊髓的伤害性信息。SCI则破坏了这一精密的调控系统,导致下行通路的调节功能紊乱。下行抑制通路受损: 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能通路中断,脊髓失去“刹车”信号。从脑干(如下丘脑、导水管周围灰质PAG、延髓头端腹内侧核RVM)发出的下行抑制通路,主要通过释放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来抑制脊髓背角神经元的活动。SCI直接切断或损伤了这些通路,导致脊髓失去了来自上游的“刹车”信号,易化了疼痛信息上传至大脑。下行易化通路增强: 在抑制功能受损背景下,疼痛放大通路异常激活。与抑制通路相对,大脑同样存在下行易化通路,其作用是放大疼痛信号。在抑制功能受损的病理状态下,这些易化通路可能被异常激活,进一步加剧了疼痛感知,形成了“火上浇油”的局面。


2.3 光遗传学对SCI-NP 因果机制的研究 


传统的药理学或损毁性研究方法难以精确解析特定神经环路在SCI-NP中的因果作用。光遗传学(optogenetics)技术的出现为这一领域带来了革命。通过在特定类型的神经元中表达光敏蛋白(如channel rhodopsin-2 用于激活,halorhodopsin 用于抑制),研究人员可以用光来精确、毫秒级地控制这些神经元的活动。


脊髓背角神经环路在疼痛调节机制中的重要作用,脊髓背角的抑制性中间神经元在疼痛调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光遗传学技术激活这些神经元,可以显著增强GABA的释放,从而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同时观察到动物模型疼痛行为的改善,并且抑制性中间神经元的激活可以调节兴奋性和抑制性信号的平衡来缓解疼痛,这一机制在慢性疼痛和神经性疼痛的管理中尤为重要。


反之,激活特定的兴奋性神经元则能诱发疼痛,这直接证实了“脱抑制”现象在SCI-NP中的关键作用。更重要的是,光遗传学被用于探索高级脑区对疼痛的调控。研究发现,精准调控前额叶皮质(mPFC)、杏仁核(amygdala)或丘脑中特定投射神经元的活动,能够显著改变动物的疼痛感知、情绪反应和疼痛相关决策行为,这为理解疼痛情感和认知维度提供了直接的环路证据。


通过光遗传学技术对SCI-NP 的干预治疗研究发现,CaMKIIα-NpHR介导的光遗传学技术可以通过抑制背根神经节(dorsal root ganglion,DRG)中的谷氨酸能神经元,从而有效缓解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chronic neuropathic pain,CNP)和相关的焦虑行为。并且在脊髓损伤的治疗中,将光遗传学技术与其他新兴技术如CRISPR 和DREADDs 结合,可以精确调控神经炎症反应,从而减轻神经退行性过程,促进损伤后的恢复, 这也为更好地揭示SCI-NP的神经环路机制与靶向调控病理性改变的节点提供了研究基础。


3. SCI-NP 的脑网络重塑特征


3.1 SCI-NP 脑结构性改变 


利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voxel-based morphometry,VBM),研究发现SCI-NP 患者的大脑灰质体积发生了显著变化。与无痛SCI患者或健康对照组相比,SCI-NP患者在与疼痛处理相关的脑区,如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岛叶、丘脑和感觉运动皮质,表现出灰质体积的减少(萎缩)或异常增加(可能反映神经胶质增生或代偿性重塑)。这些结构变化与疼痛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密切相关。荟萃分析进一步证实,SCI可导致丘脑和岛叶等关键脑区的灰质萎缩,特别是作为连接感觉、情绪和认知网络核心节点的岛叶,其结构改变可能在SCI-NP的形成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DTI技术揭示了大脑白质纤维束的完整性。研究显示,SCI-NP患者在皮质脊髓束、丘脑皮质辐射等关键传导通路的白质微结构受损,表现为分数各向异性(fractional anisotropy,FA)值降低和平均扩散率(mean diffusivity,MD)值增高,这反映了轴突损伤和髓鞘脱失。研究发现,与无疼痛的SCI患者相比,SCI-NP患者在胼胝体等特定脑区的FA值反而更高,这可能反映了中枢敏化或适应不良性的网络超兴奋性,而非单纯的神经退行性变。


3.2 SCI-NP 功能性连接改变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 rs-fMR)被用于研究大脑在没有特定任务时自发的、低频的神经活动。研究发现,SCI-NP患者出现了大规模的脑网络功能连接模式显著重塑,主要受影响的网络包括感觉运动网络(sensorimotor network,SMN)、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DMN)和突显网络(salience network,SN),并且这些网络重塑与疼痛严重程度存在相关性。其中,DMN(自我参照、内省和记忆提取相关)与岛叶、ACC等疼痛情感处理核心脑区的功能连接异常增强,这有力解释了为何慢性疼痛患者常伴有持续的疼痛反刍和负面情绪。


同时,SMN的重组则反映出由于感觉输入缺失而导致皮质代表区的适应不良性变化,这也与幻肢痛等感觉障碍的产生有关。近期的研究也精准区分了不同疼痛类型的神经环路特征,发现边缘系统内部及边缘系统-纹状体环路的功能连接异常与NP的严重程度独特相关,而丘脑-皮质环路的改变则更多地与Noc-P相关。这种网络层面的功能失调,共同构成了慢性疼痛的神经基础。


综上表明,SCI-NP的发生发展是一个涉及多脑区、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其核心机制在于大脑结构与功能网络的适应不良性重构。这些改变包含了复杂的代偿与超兴奋性反应。未来的研究通过整合多模态影像数据,有助于探索更精确的神经调控治疗靶点。


4. SCI-NP 的治疗现状与进展


4.1 药物治疗局限性 


SCI-NP治疗的一线药物主要为抗惊厥药(钠通道抑制剂,如加巴喷丁、普瑞巴林)以及抗抑郁药,包括三环类抗抑郁药(TCAs,如阿米替林)和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s,如度洛西汀)等。其中三环类抗抑郁药可以增加突出间隙的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同时阻断钠离子通道,达到治疗神经性疼痛的效果。


但一线药物仅30%~50%患者获得轻-中等程度(≥30%)疼痛缓解,且常伴有嗜睡、头晕、口干等不良反应,影响患者依从性。二线药物主要为曲马多、泰勒宁等类阿片类药物。曲马多具有弱阿片受体激动效应及一定的成瘾风险,不作为首选药物,仅用于中重度急性疼痛的临时缓解。而对于三线药物,如羟考酮、吗啡片等强阿片类药物,因其显著的成瘾、滥用、精神性风险等而存在较大争议。


4.2 非药物治疗现状 


非药物治疗包括物理治疗、运动疗法以及心理干预如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CBT通过改变患者对疼痛的认知和应对方式,在改善情绪和功能方面显示出积极效果,但对疼痛强度本身的缓解作用证据不一,缺乏能够修复神经与持续干预或逆转异常神经环路的治疗, 因此多表现为短暂或轻度的疼痛改善,难以满足临床需求。


4.3 SCI-NP 的外科治疗


4.3.1 毁损性手术治疗 


脊髓背根入髓区毁损术(dorsal root entry zone lesioning, DREZotomy)是目前比较被认可的对SCI-NP具有确切且稳定疗效的治疗方式,手术通过切开脊髓后角的RexedⅠ~Ⅳ板层,选择性地破坏后角的Rolando胶状质,从而中断疼痛信号的产生和传递。研究发现,DREZotomy可通过重塑内侧前额叶-躯体感觉-边缘系统网络来缓解疼痛,其疗效与疼痛分布特征相关,这支持了DREZ作为疼痛发生器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DREZotomy的手术预后还与疼痛的分布特征有关。研究表明,具有疼痛存在边界区的患者在术后长期疼痛缓解方面表现更佳,而疼痛成弥散性的患者则效果较差。这提示在选择手术适应症时,需充分考虑疼痛的分布特征,以提高手术的成功率。但是,DREZotomy属于毁损性手术,术后存在出现运动功能下降及新发失传入性感觉障碍的风险,因此对于存在肌力与感觉功能的不完全性脊髓损伤的SCI-NP患者,需谨慎评估与选择。


4.3.2 神经调控性手术治疗 


传统低频脊髓电刺激(spinal cord stimulation, SCS)对部分患者有效,但近年来超高频(10 kHz)和Burst模式的出现,降低了刺激相关异常感觉的概率,并可能对中枢性疼痛有更好的效果。采用超高频率和低振幅电流,无需依赖异常感覆盖疼痛区即可缓解疼痛,患者舒适度更高。其机制可能涉及直接抑制脊髓背角广动力范围(wide dynamic range neuron,WDR)神经元的过度兴奋性,或通过去极化阻断疼痛信号传导。与低频SCS相比,Burst模式对中枢性疼痛(如SCI-NP)可能更有效,因其能同步抑制双重痛觉通路。尽管如此,其长期疗效的稳定性仍有待提高,且部分患者反应不佳。


深部脑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作为一种更具侵入性的疗法,通过向大脑深部核团(如导水管周围灰质、丘脑)精准植入刺激电极,实现直接调控中枢疼痛处理和下行抑制网络。DBS改善难治性疼痛已有临床报道,但其靶点选择和刺激参数的优化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神经科学与工程学的结合应用于SCI-NP也体现在精准神经调控领域。光遗传学技术的发展就是神经科学与生物技术、光学技术等多学科融合的成果,为精确调控神经活动提供了有力工具。工程学中的微机电系统(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MEMS)技术可用于开发更精准的神经刺激装置,提高治疗效果。


4.3.3 药物输注系统(吗啡泵)的植入 


吗啡泵通过微创手术将导管植入蛛网膜下腔,作为可体外调节的智能泵系统,持续、微量、匀速地输注吗啡等镇痛药物,将吗啡等镇痛药物直接输送到脊髓和大脑的疼痛受体部位,阻断疼痛信号传导。相较于口服或静脉用药,吗啡泵治疗的药物用量大幅减少(仅为口服剂量的1/300、静脉剂量的1/100),一方面避免口服药物经胃肠道吸收可能引起的恶心、呕吐、便秘等不良反应;同时,微量输注方式减少了药量在体内的波动,药效更平稳,也减少了成瘾性和其他长期用药风险。


另一方面,吗啡泵系统允许医生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灵活调整给药速度和剂量,实现更为精准的疼痛管理。但是,吗啡泵系统存在剂量累积效应,有并发呼吸抑制的风险,并且植入系统费用昂贵,目前国内尚无全植入型吗啡泵系统。


4.4 脑机接口技术在SCI-NP 中的应用 


脑机接口(BCI)是一种通过神经反馈帮助患者自我治疗疼痛的革命性疗法。该系统通过解码脑电(EEG)信号,识别疼痛相关的异常脑电活动(如θ/β波),并实时提供反馈,引导患者主动调节这些活动,从而实现疼痛干预。临床研究显示,经过数周的BCI训练与自我治疗强化,即使在停止治疗时,患者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 scale,VAS)仍有下降,表明BCI可能通过诱导大脑功能可塑性来产生持久的镇痛效果。作为一种安全、个性化且能赋予患者主动权的疗法,BCI在未来的SCI-NP综合管理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4.5 再生医学 


干细胞疗法是近年来脊髓损伤功能修复研究领域的热点,未来将成为最具潜力的治疗方向之一。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神经干细胞(neural stem cells,NSCs)等被移植到损伤部位后,可通过多种机制发挥作用:分化为神经元或胶质细胞以替代凋亡细胞;分泌神经营养因子(如BDNF,NGF)促进内源性神经元存活和轴突再生;通过强大的免疫调节和抗炎作用,改变损伤微环境,抑制神经炎症。


多项I/II期临床试验(如NCT 02152657)已初步证实了干细胞移植的安全性,部分研究观察到患者的感觉和运动功能有所改善,疼痛也有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细胞来源、存活率、分化控制和伦理等问题仍是其推广应用前需要解决的挑战。基因疗法通过病毒载体递送神经营养因子基因,并联合生物材料支架,构建促再生微环境,是基因治疗的一个重要方向。SCI-NP的分子病理机制涉及多个信号通路与分子靶点,关键信号通路与分子靶点是研究热点。


例如,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在神经元自噬、凋亡、再生及神经炎症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研究表明,Wnt-3a 可通过β-catenin和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信号通路调节神经元自噬,为神经功能恢复提供有利的微环境。因此,再生医学在SCI-NP的治疗中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但仍需大量的研究以进一步优化治疗方案的安全性与疗效,以提高其临床转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4.6 多模式组合型治疗 


目前的医疗观点与趋势,越来越倾向多模式组合型方案治疗SCI-NP,这种“鸡尾酒”式的组合策略可能产生协同效应。例如,将修复神经结构的再生医学(如干细胞移植)与重塑神经功能的神经调控(如SCS或DBS)相结合;或将神经调控与诱导适应可塑性的康复训练或BCI神经反馈相结合。这种再生医学与神经调控或BCI协同应用的策略,有望同时解决结构损伤和功能异常两大难题。同时,通过跨学科技术的融合,特别是光遗传学、纳米药物递送和BCI的发展,有望对SCI-NP进行更精准化、个性化的治疗,为患者带来飞跃性的疼痛改善。


5. 总结与展望


SCI-NP是由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多层次、适应不良性可塑性驱动的复杂综合征。从脊髓水平的中枢敏化,到大脑下行调控系统的失衡,再到大规模脑网络的功能与结构重塑,共同构成了其顽固难治的病理基础。因此,通过基于病理机制的多组学生物标记物探索,结合基于脑-脊髓网络学的神经调控与再生医学技术的融合,有望在未来实现SCI-NP治疗的革命性转变,为患者带来更显著的疼痛缓解与功能改善,这一进程需要神经科学、生物工程、临床医学等多领域学科的深度协作。


来源:王思瑶,赵俊鑫,郑启斌.脊髓损伤后神经病理性疼痛从病理机制到治疗进展[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25,51(11):676-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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