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亚裔人群在驱动基因表达谱上与高加索人群存在显著差异，中国汉族、日本及韩国人群的EGFR表达率远高于西方高加索人，为靶向治疗奠定良好基础。在靶向治疗领域，中国学者成绩斐然，在各靶点赛道均有国产药物涌现，同时亦接纳进口原研创新药物。以EGFR赛道为例，目前已7个三代EGFR TKI获批。这些三代TKI各具特点，尤其在毒副反应管控上存在差异，为临床应对提供了灵活调整策略的可能。总体而言，中国在创新药物研究上贡献突出，为患者提供了多样化治疗手段。

第二，肺癌治疗呈现“关口前移”趋势，从过去注重晚期药物治疗，到如今将药物治疗提前至围术期。目前多个围术期免疫联合化疗方案获批，包括术前新辅助免疫+化疗模式，以及“术前免疫+化疗+术后免疫单药维持治疗”的三明治模式。不同的模式各有优缺点，临床可根据患者个体化情况选择不同的治疗策略。

第三，在耐药机制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以EGFR靶向耐药为例，中国已批准4个EGFR耐药后治疗方案。另有若干未获批但已上市并完成II期临床研究的药物，亦显示出与现有获批方案相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因此，患者耐药治疗后并非仅有一种选择，需临床医生基于对疾病的判断，结合耐药类型、耐药机制及耐药表现形式，制定适合患者的个体化精准治疗策略，以最大化延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

第四，新药研发加速推进。抗体偶联药物（ADC）为未来治疗方案更新换代提供了有力武器。虽然ADC药物存在特定毒性反应，但其在短期疗效、克服耐药等方面较传统化疗具有优势。因此，临床应用需平衡其疗效与毒性风险。此外，双特异性抗体药物提供了新的治疗选项，但双抗仍属新型赛道，需通过大规模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积累循证医学证据，以持续优化临床实践。

新辅助免疫治疗在驱动基因阴性NSCLC人群中展现出良好疗效。现有研究数据表明，接受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的患者，其病理完全缓解（pCR）率约为20%-40%（部分小样本研究提示更高，但需谨慎看待）。对于达到pCR的患者原则上多数无需再治疗。2025年WCLC会议上CheckMate-816研究更新数据显示，IB-IIIA期可手术患者，术前给予三周期纳武利尤单抗联合化疗，达到pCR的患者五年无病生存率（DFS）达94%。这意味着可能90%以上的pCR患者不需要再进行额外的治疗，避免过度治疗风险。然而，在临床实践当中，我们也看到病理学pCR的患者，在半年甚至一年或者是两年以后又出现了复发，识别此类高危复发风险的具体机制仍需大规模循证医学研究明确，以指导精准干预。

约60%的患者接受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后达主要病理缓解（MPR），基于当前循证证据，原则上可采用相同方案进行术后辅助免疫治疗维持或免疫+化疗维持治疗。

而对于新辅助治疗后疗效评估为疾病稳定（SD）、术后瘤床＞70%的患者，往往提示原发性耐药，患者对初始治疗方案反应不佳。目前观点认为，此类患者亟需转换治疗策略，相关验证性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

总的来说，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后的治疗策略应严格依据术后病理反应进行个体化制定。传统的“一刀切”式术后辅助免疫治疗模式已逐渐过时，未来趋势是基于病理反应进行分类管理。

日本学者在ADC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尤其在HER2 ADC研究领域率先取得多项关键性临床研究成果，为该领域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韩国研究者开展的拉泽替尼+埃万妥单抗组合方案，也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我们正处于新知识、新技术、新药物研发的爆发期，这一时代背景为中日韩青年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当前肺癌领域ADC研发管线高度活跃，包括HER2、HER3、EGFR、TROP2等多个方向，有望改变未来临床实践。机遇与挑战并存，亚洲年轻肿瘤学家及研究者应携手合作，共同应对肿瘤这一人类共同的敌人。展望未来，期望依托国际化的学术平台，进一步推动年轻研究者的交流走向常态化，深化协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