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一项全球随机Ⅲ期STARGLO研究,2025年5月7日,中国NMPA批准
为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和淋巴瘤前沿进展的传播,进一步提高我国临床诊疗水平,「高光引领 耀鉴顶峰」中外圆桌访谈特邀STARGLO研究全球leading PI Jeremy S. Abramson教授和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大咖金句
Jeremy S. Abramson教授:目前,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全球范围的多数患者较难获得CAR-T治疗,在美国仅少数高水平医疗中心开展CAR-T治疗,患者常需跨地区并长期滞留就医。Glofit-GemOx作为即用型治疗方案,可在就近医疗机构接受治疗,且该方案经证实疗效显著,或具潜在治愈可能。
黄慧强教授:STARGLO试验2年随访结果证实,格菲妥单抗联合治疗方案为不适合ASCT的患者带来长期生存获益,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25个月,2年总生存(OS)率为59.9%,且其二线治疗疗效优于三线治疗。
王绍明教授:目前研究已证实,格菲妥单抗与GemOx的联合疗法具有良好疗效。未来,格菲妥单抗与化疗药物或其他靶向疗法的联合方案,可能成为早期复发、原发难治性及晚期复发等患者的优良选择,或许可使更多患者实现临床治愈。
启示——STARGLO 两年随访数据证实Glofit-GemOx方案二线治疗DLBCL疗效显著
王绍明教授:
请两位教授谈谈,STARGLO研究2年随访数据以及2L亚组数据带来哪些临床启示?如何看待STARGLO研究分别在2L原发难治、早期复发、晚期复发人群当中的应用前景?
Jeremy S. Abramson教授:
对于无法耐受大剂量化疗的R/R DLBCL患者,传统标准疗法仅能使不足1/4的患者获得持久无进展生存。STARGLO研究的初步分析表明,Glofit-GemOx方案较R-GemOx方案展现出显著的OS获益,分别为:中位25.5个月 vs 12.9个月1。本次ICML会议更新两年随访数据2时,也区分了Glofit-GemOx或R-GemOx二线治疗(2L)组与三线及以上治疗(≥3L)组的结果,Glofit-GemOx二线治疗亚组展现出更优临床获益,相比R-GemOx组延长了中位PFS(25个月 vs 5.6个月,HR=0.52)和中位OS(未达到 vs15.7个月,HR=0.64),2年OS率也更高(59.9% vs 38.9%)。以上数据表明:对于原发难治性或一年内复发的不适合ASCT的DLBCL患者,二线Glofit-GemOx方案能为其带来长期生存获益。
针对近期FDA在评估Glofit-GemOx二线获批时提出的担忧,包括STARGLO研究中北美人群仅占其中的9%,且中美区域性亚组结果差异较大。我认为如果聚焦区域性亚组,会存在患者特征不平衡问题,即使是微小差异都会对患者的预后数据产生巨大影响,比如Glofit-GemOx北美亚组中原发难治和早期复发的患者比例更高,影响两组间的疗效差异。因此,我们在研究设计时希望覆盖更广泛的人群来收集更平衡的数据。值得注意的是,既往格菲妥单抗单药治疗DLBCL的疗效数据在亚洲和美国等非亚洲人群中一致,在药代动力学特征上也存在相似性。
* Glofit-GemOx:格菲妥单抗+吉西他滨+奥沙利铂;R-GemOx:
黄慧强教授:
STARGLO试验2年随访结果证实,格菲妥单抗联合治疗方案为不适合ASCT的患者带来长期生存获益,中位PFS为25个月,2年OS率为59.9%,其二线治疗疗效优于三线治疗。二线Glofit-GemOx方案与R-Gemox方案相比具有更高比例的深度缓解,完全缓解(CR)率分别为63.5% vs 28.1%。未来,格菲妥单抗或为不适合ASCT的患者提供更具价值的新选择。
王绍明教授:
最初格菲妥单抗获批应用于DLBCL患者的三线治疗,疗效良好,但疾病进展到需三线治疗时,病情通常已经较为严重,早期使用格菲妥单抗(如在二线甚至更早)疗效可能更佳,STARGLO研究2年随访数据证实了这一点,Glofit-GemOx为二线不适合ASCT的患者带来了有效新选择。
Jeremy S. Abramson教授,您作为STARGLO研究的全球Leading PI,请您从临床研究角度阐释格菲妥单抗联合治疗策略的获益?您如何看待该疗法从三线治疗前移至二线治疗的应用趋势?
Jeremy S. Abramson教授:
在淋巴瘤长期管理中,早期治疗时患者往往疾病负担较轻,具有更少的不良反应和更优临床获益。STARGLO试验数据证实1,接受二线及以上治疗的患者均可获益于格菲妥单抗联合治疗,但显然较早接受Glofit-GemOx治疗患者的化疗耐药更少,获益更多。临床证据显示,格菲妥单抗单药在三线及以上治疗中CR率为35%3,与吉西他滨、奥沙利铂联合方案用于二线及以上治疗时,CR率提升至约60%1,表明格菲妥单抗与化疗具有协同增效作用,并且前移格菲妥单抗治疗线数、强化联合治疗策略,有望诱导更深、更持久的疾病缓解。此前,不适合ASCT或二线无法使用CAR-T治疗的患者基本无治愈可能,而STARGLO试验两年随访结果显示,一线后复发的DLBCL患者采用Glofit-GemOx方案二线治疗具有潜在治愈可能。
王绍明教授:
近年来中国对创新药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我们观察到STARGLO研究入组了不少中国患者,基于该研究格菲妥单抗联合方案在中国与欧盟实现同步获批。黄慧强教授,您如何看待该方案从临床研究到获批上市直至落地临床实践的‘中国速度’?中国患者群体将如何从中获益?
黄慧强教授:
既往出于用药安全考量,我国药物审评审批秉持审慎原则,而本次快速获批,既体现了国家对创新药的政策支持,也反映出对DLBCL未满足需求的重视。对于不适合ASCT的R/R DLBCL患者,现有治疗手段有限且疗效欠佳,疾病管理面临严峻挑战。格菲妥单抗的获批为此类患者和临床医生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期待未来更多经临床试验验证、具有良好疗效的药物加速获批,使国内患者及早获益于前沿治疗方案。
决策——双抗方案可及性高,多样化联合方案持续探索中
王绍明教授:
近年来以双抗、CAR-T细胞疗法为代表的T细胞疗法实现了许多突破,两位教授如何看待未来T细胞疗法在二线治疗中的应用前景?
黄慧强教授:
在T细胞疗法中,既往ZUMA-7研究4的2年随访结果表明,二线CAR-T治疗的CR率为65%,中位PFS达14.7个月,2年OS率达61%。STARGLO研究的2年随访结果2表明,格菲妥单抗联合治疗方案的CR率为63.5%,中位PFS超2年,2年OS率近60%。可见两种T细胞疗法均为疗效优异且能带来长期生存获益的重要手段,未来需更多研究指导个体化选择,或许可联合使用以提升疗效,以惠及更多患者。
Jeremy S. Abramson教授:
多样化的治疗选择意味着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治疗方案。针对符合移植条件的患者,目前两项随机ZUMA-7试验和TRANSFORM试验已证实二线CAR-T细胞疗法较传统移植可改善原发难治性或12个月内早期复发DLBCL患者的预后。不过,目前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全球范围的多数患者较难获得CAR-T治疗,在美国仅少数高水平医疗中心开展CAR-T治疗,患者常需跨地区并长期滞留就医。Glofit-GemOx作为即用型治疗方案,可在就近医疗机构接受治疗,且该方案经证实疗效显著,还需更长时间随访进一步确认其实现治愈目标的可能性,我对此持积极乐观态度。
王绍明教授:
目前研究已证实,格菲妥单抗与GemOx的联合疗法具有良好疗效。未来,格菲妥单抗与化疗药物或其他靶向疗法的联合方案,可能成为早期复发、原发难治性及晚期复发等患者的优良选择。因此,进一步研究不同治疗方案组合,或不同疗法进行序贯治疗,从而为患者提供更优获益是未来的探索方向。正如Jeremy S. Abramson教授所言,尽早采用疗效更优的治疗方案,或许可使更多患者实现临床治愈。
Jeremy S. Abramson教授:
Glofit-GemOx方案作为目前双抗联合治疗的重要突破,是前线探索的开端,未来发展方向也许不再局限于联合传统化疗药物,比如格菲妥单抗联合
黄慧强教授:
目前,中国也正积极探索不同的联合方向,如格菲妥单抗与小分子药物的联合应用等,期待从不同维度突破不同亚型DLBCL的治疗瓶颈,为全球DLBCL领域的发展提供新方向。
此外,随着治疗手段的多样化发展,患者的支付能力与治疗可及性已成为影响治疗决策的重要因素。为提升国内优质疗法的可及性,除了我们希望双抗能尽快医保列名以外,探索新型支付模式,如“丙类医保”构想,近期或有望出台相关政策,相信无论是医保还是商保,都将降低双抗或者CAR-T支付门槛,有机会让T细胞疗法为更多患者带来福音。
Jeremy S. Abramson教授:
我认同,在治疗方案的选择考量中,医生与患者均需直面真实世界中的各种挑战。对于较为难治且疾病快速进展的患者,我更倾向于即用型Glofit-GemOx方案这种能够立即实施的干预措施,以及时控制疾病。
小结
近年来,DLBCL治疗领域虽取得显著进展,但仍有部分患者的治疗需求未充分满足,亟待开发高效低毒的个性化治疗策略。格菲妥单抗获批在中国治疗2L+ DLBCL患者,给中国医生带来了更多样的治疗选择,也是中国患者的福音。未来,一方面可进一步研究格菲妥单抗与其他药物的联合应用模式,通过机制互补挖掘协同增效潜力;另一方面,需优化分层治疗策略。通过上述探索,有望为不同患者提供个体化治疗选择,推动DLBCL治疗向精准化、个体化方向发展。
专家简介
Jeremy S. Abramson 教授
哈佛医学院医学教授
Professor of Medicine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麻省总医院淋巴瘤中心主任
Director of the Lymphoma Center at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领导多项CAR-T/双抗治疗大B细胞淋巴瘤的临床试验(如TRANSCEND NHL 001,STARGLO等),推动相关疗法获批
Led multiple clinical trials of CAR-T cell therapy and bispecific antibody for large B-cell lymphoma (e.g., TRANSCEND NHL 001, STARGLO etc.), contributing to the approval of the related therapies
参与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B细胞淋巴瘤及CLL诊疗指南的编写与更新(2020-2024版)
Participat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pdates of the NCCN guidelines for B-cell lymphoma and CLL (2020-2024 editions)
2022年 – Van Bekkum奖(欧洲血液与骨髓移植学会)
2022 – Van Bekkum Award (European Society for Blood and Marrow Transplantation)
2024年 – Thomas Spitzer临床卓越奖(麻省总医院癌症中心)
2024 – Thomas Spitzer Award for Clinical Excellence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Cancer Center)
Investigated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CAR-T in patients with HIV-associated lymphoma (Cancer, 2019)
Explored the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and targeted therapy of Double Hit Lymphoma (Blood Adv, 2021)
Anti-CD19 CAR T-Cell Therapy for B-Cell Non-Hodgkin Lymphoma (Transfus Med Rev, 2020)
Lisocabtagene maraleucel versus standard of care in relapsed LBCL (The Lancet ,2022)
Glofitamab plus gemcitabine and oxaliplatin (GemOx) versus rituximab-GemOx for relapsed/refractory DLBCL (STARGLO): a global phase 3, randomised, open-label trial. (The Lancet, 2024)
黄慧强 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理事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主委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粤港澳大湾区淋巴瘤专业委员会主委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整合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委
CSCO淋巴瘤专家委员会副主委
CSCO
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副主委
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主委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广东省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委
擅长恶性淋巴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特别是NKT淋巴瘤的诊断和治疗, P-Gemox 和 DA-EPOCH治疗NKT淋巴瘤等 先后被美国NCCN指南推荐,近年发表第一或通讯(共同)作者文章:JCO, Lancet Oncology, Nature Medicine, JHO, Hematalogica, Molecular Cancer, Cancer comunication和STTT等, 2020荣获,中国CACA 科学进步 一等奖
王绍明 教授
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血液肿瘤科专科顾问医生
香港中文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
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
美国医学毕业生教育委员会认证
香港内科医学院院士
香港医学专科学院院士
香港内科医学院院士
香港医务委员会血液及血液肿瘤科专科医生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博士
香港内科医学院完成临床药理及治疗学高级医师培训
英国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荣授院士
香港内科医学院首位临床毒理学专科院士
香港内科医学院首位遗传及基因组学专科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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