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国际血液病学临床与转化研讨会暨第十四届血液肿瘤两江论坛于2025年6月6-8日在中国重庆圆满召开。大会汇聚了国内外血液学研究领域顶尖专家，围绕血液病学专业领域热点问题分享了最新研究与成果转化。值此契机，医脉通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姜尔烈教授与德国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Hamburg-Eppendorf Nicolaus Kröger教授就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后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预防策略优化进行了深度对话，旨在探讨如何优化GVHD预防策略，有效降低GVHD发生率，提升患者生存质量，为临床实践提供有力指导。

姜尔烈教授：

HSCT是治疗恶性血液病的关键手段，而GVHD的预防对于保障移植患者获益极为关键。能否请您分享一下不同来源供体，例如亲缘供体、无关供体及单倍体相合供体，所致GVHD在发病机制及严重程度上的差异，以及针对不同供体来源移植患者所采取的GVHD预防策略有何不同？

Nicolaus Kröger教授：

随着HSCT数量的逐年攀升，GVHD已成为临床实践中的主要并发症之一，该病理性反应源于供体来源的异源免疫细胞对宿主组织的攻击性应答，其发生与患者预后不良及全因死亡率呈显著正相关。因此，GVHD预防体系的建立应作为移植质量控制的重点环节。

GVHD的核心病理机制源于供受者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基因多态性差异，HLA差异程度与GVHD发生率呈显著正相关性。这一分子生物学特征决定了在非血缘供体移植及单倍体相合移植中，GVHD风险系数显著高于全相合移植。因此，临床实践中必须依据供体来源实施差异化的预防策略。GVHD的本质源于供体T细胞对宿主组织的免疫攻击，而此类T细胞同时介导着具有降低白血病复发风险的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GVL）。这一病理生理机制决定了任何GVHD防治策略都须审慎权衡其对GVL效应的潜在干扰。值得注意的是，在单倍体相合供体移植及非亲缘供体移植等高风险情境中，强化免疫抑制治疗仍是必要选择。随着HSCT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型免疫调节药物已逐步实现临床应用转化。本次研讨重点关注以下创新方案：体内T细胞清除技术——包括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及移植后环磷酰胺（PTCy）方案等。这些新型策略可与经典方案（基于钙调磷酸酶抑制剂联合甲氨蝶呤或吗替麦考酚酯的免疫抑制方案）形成协同作用。现有临床证据明确显示，在单倍体相合移植中，若未实施体内T细胞清除技术，必须采用强化GVHD预防方案。对于非亲缘供体移植，则至少需要整合部分强化干预措施（如ATG或PTCy方案）以优化治疗效果。

姜尔烈教授：

关于GVHD的预防，哪些新兴治疗技术或药物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与传统预防措施相比，这些新技术具有哪些独特优势及潜在挑战？

Nicolaus Kröger教授：

在新型药物预防策略之外，当前研究领域存在两大突破性进展值得重点关注。其一是基于干细胞移植物的技术革新，包括T淋巴细胞清除、干细胞富集及高反应性αβ-T细胞特异性清除等操作，创新性策略已延伸至移植物处理后的辅助性T细胞回输治疗。然而此类技术受限于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级实验室的严苛要求、高昂的制备成本及复杂的操作流程，目前仅能在少数尖端医学中心开展实施。鉴于此，从临床推广可行性角度考量，更具实践价值的研究突破集中于第二类进展——即ATG与PTCy方案的优化研究。PTCy方案通过移植后第3-4日应用高剂量环磷酰胺，不仅显著降低急性GVHD发生率，更重要的是可有效预防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的慢性GVHD。这两类优化方案已发展成为当前最具临床应用价值的突破性进展，尽管其最佳剂量标准、给药时序尚未形成统一规范，且ATG与PTCy的协同治疗机制仍需通过多中心临床研究进一步验证。

姜尔烈教授：

鉴于全球各国医疗资源可及性及文化背景存在显著差异，GVHD的预防策略面临多维挑战。在此背景下，您认为应如何优化全球范围内的预防策略实施路径，以提升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临床结局？

Nicolaus Kröger教授：

临床观察显示，即使接受相同供体移植的患者，在GVHD的发病率和临床严重程度方面仍呈现出显著的个体差异：部分病例表现为重度GVHD，而其余个体则可能完全无临床症状，其潜在的病理生理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现有研究证据表明，供受体遗传背景差异可能是关键影响因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种差异并非体现为国家特异性，而是表现为种族遗传特征（如高加索人种、亚洲人种等）以及性别相关生物学差异。基于此，当前研究重点在于探究性别因素对治疗反应的调控机制，以及特定遗传多态性在GVHD发生发展中的分子作用通路。

中国人群的临床研究数据常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即便是欧洲与北美研究之间亦常出现结论分歧。这提示我们亟需深入探究此类异质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多项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尤其是HLA等位基因的多样性可能构成核心机制。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型分析技术的应用，研究者现已能够系统解析遗传背景的复杂影响。这强调了在遗传背景相对均质的患者群体中进行临床研究的重要性，这也可能是导致中、德、美等地域性研究结论产生显著分歧的根本原因。

姜尔烈 教授

医学博士 主任医师 博士生（后）导师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干细胞移植中心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白血病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造血干细胞应用学组副组长

中国抗癌协会造血干细胞移植与细胞治疗学组副组长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造血干细胞移植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血液病专科联盟白血病自体移植协作组组长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工作组副组长

中华骨髓库专家委员会委员

天津市抗癌协会常务理事

天津市血液与再生医学学会副理事长

中华血液学杂志、白血病&淋巴瘤等杂志编委

Dr. Nicolaus Kröger

血液-肿瘤学和移植领域知名教授

2025年之前担任德国汉堡-埃彭多夫大学（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Hamburg-Eppendorf）医学中心干细胞移植科的医学主任，

任职期间创建了德国最大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项目，该项目也是欧洲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

学术组织任职：

2018年-2022年担任欧洲血液和骨髓移植学会（EBMT）主席

2014年至2018年担任EBMT科学委员会主席

2012年至2018年担任EBMT慢性恶性肿瘤工作组主席

曾担任德国干细胞工作组（DAG-KBT）主席和德国干细胞登记处（DRST）主席。

荣获众多奖项，其中包括极具声望的EBMT van Bekkum奖。

学术研究：

研究成果广泛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柳叶刀》（Lancet）、《柳叶刀血液学》（Lancet Hematology）、《临床肿瘤学杂志》（JCO）、《国家癌症研究所杂志》（JNCI）、《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血液》（Blood）以及《白血病》（Leukemia）等国际知名同行评审期刊，累计发表论文超过10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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