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亚洲是原发性肝癌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免疫时代，免疫治疗在肝癌领域突破不断
近年来肿瘤免疫治疗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对于不可切除肝癌的一线治疗，IMbrave150和HIMALAYA两项里程碑式研究证实，相较于
HIMALAYA研究：首个获得OS阳性结果的双免III期临床研究，4年OS率超25%
其中HIMALAYA研究是全球HCC领域规模最大的III期研究之一，本次大会公布了该研究的4年生存分析结果。分析提示，患者接受
图1 HIMALAYA研究STRIDE组和索拉非尼组的4年OS
EMERALD研究：首个靶免联合TACE治疗取得阳性结果的III期临床研究，中位PFS长达15个月
目前，关于免疫联合局部治疗不可切除HCC的一项III期临床研究同样取得了振奋人心的突破。在今年的ASCO会议上，EMERALD-1研究公布了最新结果。研究终点由盲法独立中央审查（BICR）根据RECIST v1.1标准评估，相较于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安慰剂组，TACE+度伐利尤单抗序贯度伐利尤单抗+
图2 EMERALD研究TACE+度伐利尤单抗序贯度伐利尤单抗+贝伐珠单抗治疗组和TACE+安慰剂组的中位PFS
以指南为引领，立足循证，充分发挥肝癌免疫治疗价值
2024版APASL HCC诊疗指南也将在本次大会上发布，其中免疫治疗在晚期HCC治疗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免疫治疗在术后患者的辅助治疗和TACE后强化治疗中的应用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对于晚期不可切除患者的一线治疗，免疫联合治疗的获益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在临床实践中，选择治疗策略并非仅考虑生存获益，患者的经济条件、药物可及性，以及患者是否存在自身性免疫疾病等都是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此外，患者在免疫治疗初期出现的肿瘤增大并不一定意味着治疗失败，可以考虑继续观察，排除假性进展后再进行二线治疗。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原研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晚期HCC领域风头正劲。基于ORIENT-32和CARES-310研究卓越的临床数据，两项研究中的靶免联合方案也被纳入了APASL指南中，这也是对中国方案和中国研究的认可与肯定。
关于HCC患者的疾病分期以及可切除性的判断，目前的标准不一。APASL指南对可切除HCC的定义为：无肝外播散，无弥漫性、浸润性、广泛性双叶肝受累，有明确结节（结节≤ 3 个，直径均≤ 3 厘米），门脉血流保留。对于免疫治疗在手术后患者辅助治疗中的应用，IMbrave050研究的随访时间仍较短，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新时代，新征程，未来肝癌治疗前景可期
在中国乃至亚洲，肝癌仍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大多数肝癌病例与病毒感染有关，理论上，通过加强早期筛查和治疗，有潜力显著降低肝癌的发病率。然而现实中，肝癌筛查仍有待进一步普及。WHO提出了第一个全球消除病毒性肝炎的目标计划，到2030年病毒性肝炎导致的死亡率降低65%。目前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对当前策略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亚洲的肝病负担依然严重，本次大会也提出了在亚洲消除肝炎的联合声明和建议。
在治疗方面，免疫治疗的兴起为肝癌患者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治疗途径。此外，抗体偶联药物（ADC）、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疗法、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疗法等新型治疗策略也有望克服传统小分子药物和大分子抗体的限制，为精准治疗提供新的机会。与此同时，筛选优势人群、寻找更有潜力的生物标志物、提升免疫治疗对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癌的有效性等，也值得更多探索。
总而言之，在过去，肝癌往往被视为一种难治性疾病。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可以通过先进的综合治疗策略来实现肝癌慢病转化。未来通过治疗手段的优化，有望进一步提高患者的整体生存。另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肝癌的管理将更趋精准化和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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