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4年3月2日，由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与广东省临床试验协会/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GACT/CTONG）主办的“第21届中国肺癌高峰论坛”于广东广州隆重召开，本次会议以“适应性治疗”为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发布了《
医脉通：本次会议发布了非小细胞肺癌适应性治疗中国专家共识，能否请您谈谈撰写这一共识是基于怎样的背景？该共识可为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提供哪些临床指导？
周清教授：
本届论坛的主题名为“adaptive treatment”，即是在标准治疗的基础上做“加法”和“减法”。近年来，无论是在早期、中期还是在晚期肺癌的治疗领域，“加法”和“减法”的话题已多次引发热议：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加法”？多种治疗方法联合所带来的疗效获益与付出的代价是否成比例？做“加法”需要达到怎样的程度？当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是否还需继续做“加法”，或是转而做“减法”？那么做“减法”又需要减到何种程度？若减到零，风险是否会随之增加？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需要各领域专家共聚一堂进行探讨，在各种“加法”和“减法”中探索最佳平衡点，以达成共识。因此吴一龙教授提出将今年肺癌高峰论坛的主题会定为“adaptive treatment”，以探讨上述问题。虽然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尚未有明确的答案，需在未来寻求更多的循证依据，但我相信，该共识仍可为当前的临床实践提供重要的指导价值。
医脉通：随着精准治疗理念的推进，个体化治疗体系逐渐建立，适应性治疗是基于患者个体情况做出的适应性调整，能否请您谈谈，驱动基因阳性晚期肺癌和驱动基因阴性晚期肺癌的适应性治疗各有何特点？
周清教授
晚期肺癌根据有无驱动基因分成驱动基因阳性和基因阴性，前者的标准治疗以靶向治疗为主，后者的标准治疗以免疫联合化疗或者联合其他治疗为主。适应性治疗则是在现有的标准治疗基础上，通过“加法”和“减法”做出适应性调整，以达到更高效、更低毒的治疗效果。
在驱动基因阳性晚期肺癌中，多项大型III期的研究证实，标准靶向治疗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其他双抗药物、化疗等做“加法”的治疗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取得令人鼓舞的疗效结果。但与此同时，治疗的“加法”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包括治疗过程中的不便利性、化疗的不良反应，以及对患者而言可能较为沉重的经济压力。因此，在研究做“加法”的同时，做“减法”的治疗方案也在探索中。患者在标准靶向治疗取得较好的疗效基础上，可接受局部治疗，如手术或者放疗，随后根据微小残留病灶（MRD）状态判断能否进入“药物假期”，此处的“药物假期”实际上就是一个明确的做“减法”策略，不仅能实现患者治疗的减量，甚至还可能让患者达到完全停药的状态。
在驱动基因阴性晚期肺癌中，做“加法”的治疗方案同样是在标准免疫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化疗、抗血管生成药物以及其他新型免疫治疗药物。在做“减法”上，通过局部治疗或者MRD指导的策略，让一些潜在的甚至是已经治愈的患者，缩短治疗过程。其意义同样是在于减少治疗的副作用，降低耐受性，使患者获得更久的药物使用时间，同时帮助患者减轻一定的经济负担。
因此，无论是驱动基因阳性还是基因阴性，适应性治疗的理念非常相似，追求的目标都是最大限度的延长患者的生存获益，延迟肿瘤的耐药发生。
医脉通：MRD在本次会议中占据了显眼的讨论焦点，在您看来，对于晚期肺癌的适应性治疗策略，MRD指导的应用提供了怎样的一种前沿的治疗视角？
周清教授
MRD也是近几年的热门话题之一，尤其是在早期肺癌领域，患者在根治性切除术后，可根据MRD监测术后复发，指导辅助治疗决策的制定。而对于晚期肺癌患者，在经过系统治疗后影像学已观察不到病灶，这时MRD的概念仅存在于小部分患者中，MRD阴性可作为判断这部分患者是否能够进入“药物假期”的依据之一。同时，在药物假期对MRD进行实时监测，若MRD转阳患者则需立即恢复用药。总体而言，基于ctDNA的MRD检测，有助于评估复发风险、指导辅助治疗、预测疗效和判断患者能否进入“药物假期”等，其临床指导的应用前景广阔，有望引领肺癌治疗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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