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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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靶向和免疫治疗的普及，早期
为了更好地开展继续教育活动，推广乳腺疾病规范化诊疗，9月29日，2022年北京医学会乳腺疾病分会学术年会在京召开。此次会议期间，医脉通有幸邀请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殊教授，对早期乳腺癌领域的前沿进展和ADC药物的临床应用进行了总结。
在早期乳腺癌治疗领域，您认为今年的哪些研究进展令人印象深刻？
王殊教授：在今年的ESMO年会以及ASCO年会中，早期乳腺癌领域均有可圈可点的研究入选，这些研究针对激素受体（HR）阳性乳腺癌、三阴性乳腺癌（TNBC）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乳腺癌等乳腺癌亚型，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患者的临床获益，为早期乳腺癌的精准治疗提供了思路与方向，也为未来临床研究的设计增加了助力。
例如今年ESMO大会中，DATA研究汇报了10年随访结果，提示在淋巴结阳性、
另外，对于TNBC患者的免疫相关探索，目前也有诸多衍生的研究方向。例如针对单纯化疗，治疗过程中是否也有免疫机制的参与？今年的ESMO以及ASCO中公布的部分研究表明，化疗方案的抗肿瘤作用与患者整体免疫机制的激活是存在一定相关性的。当然这种研究多为探索性研究，哪一类患者可以真正从这一机制中获益，还需要更多的后续研究进行评估与摸索。
此外，今年ESMO中的小样本BELLINI研究也令人记忆深刻。研究采用的两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用药的去化疗方案，研究的目的并非评估这一方案的整体疗效，而是探索双免联合用药是否可以激活患者机体的免疫机制，进而改善免疫微环境，结果发现这一方案使半数患者实现了免疫增强反应。至于这一方案最终会为患者带来怎样的近期和远期获益，还需要长期随访数据的支持，我们拭目以待。
基于早期乳腺癌领域的这些研究进展，当前早期乳腺癌的诊疗策略是否存在调整和变化？
王殊教授：就目前的研究来讲，今年早期乳腺癌领域的数据所带来的证据支持尚未达到可以改变临床实践的高度。而立足于中国乳腺癌治疗临床应用的舞台，我想部分药物的准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临床实践。例如CDK 4/6抑制剂的获批、部分新药在辅助治疗适应证的获批等。此外，临床医师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早日进入临床是满怀期待的，希望以此为患者带来更多的生存获益。
随着乳腺癌患者生存期的逐渐延长，脑转移的发生率也随之增加。对于HER2阳性伴脑转移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您认为应该如何选择治疗方案？ADC药物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哪些探索？
王殊教授：在乳腺癌的各个分子亚型中，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发生脑转移的比例确实是比较高的，因此这也是临床较为关注的领域之一。目前此类患者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案比较多，包括HER2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和ADC药物等，这其中tucatinib和
而对于ADC药物，由于其诞生于抗体药物，通常认为其分子量比较大，难以顺利通过血脑屏障，因此之前在脑转移治疗领域这一药物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现在部分临床试验的数据表明，乳腺癌脑转移患者应用ADC药物治疗可以改善预后，因此从循证医学的角度，ADC药物的疗效不容小觑。
具体到患者的药物选择上，我认为应该基于患者的个体化情况，包括既往用药的线数、疾病进展时间以及脑转移是否处于活动期等，综合考量为患者制订最佳的治疗方案。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药物治疗之外，临床中的手术和放疗等局部治疗手段也可以大放光彩，为患者带来更多的治愈希望。
目前ADC药物在晚期乳腺癌中疗效良好，但间质性肺炎等不良事件是该药物临床应用中面临的难题之一。您认为在抗肿瘤治疗的过程中，间质性肺炎等ADC药物不良事件的管理原则是什么？
王殊教授：评判一个药物在临床中的应用价值，疗效固然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但安全性和不良事件的可控性也不可忽视。在ADC药物的使用中，间质性肺炎是较为棘手的不良事件之一，但综合ADC药物所涉及的早期及后期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完善不良反应管理机制后，间质性肺炎的发生率及严重事件的发生率都有下降。
不良反应管理机制的完善需要多学科的合作参与，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例，在ADC药物以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药物的治疗过程中，我们始终保持多学科协作状态，通过呼吸科等伙伴科室的助力，结合患者影像症状的提示，对间质性肺炎或免疫性肺炎进行监测，共同降低患者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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