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肝癌大国”，多数
对此，医脉通有幸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刘颖斌教授为我们解读IMbrave150研究亮点，并分享肝癌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
刘颖斌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普外科主任、胆胰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博导，博士后合作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肝脏学组委员
中国医师学会外科分会委员
上海外科学会普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医师学会外科分会副会长
中国抗癌协会
中国抗癌协会胆道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肝胆胰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卫健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外科学专家委员会
胆道外科专委会主任委员
医脉通：IMbrave150研究结果显示，“T+A”方案在未接受过系统治疗、不可切除的HCC患者中，与传统一线治疗方案相比，体现出了显著优势，堪称免疫治疗在晚期HCC治疗中的“里程碑事件”，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研究结果以及晚期肝癌最新免疫治疗的进展？
刘颖斌教授：在晚期肝癌的免疫治疗中，既往研究结果显示
因此，“T+A”方案突破了原有晚期肝癌治疗模式，有望成为新一代治疗方案的首选；在联合其他治疗方式如介入、消融或肝癌的新辅助和辅助治疗方面也在开展进一步的探索，让HCC治疗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医脉通：我国一定比例肝癌患者有乙肝、丙肝等肝炎背景，对于晚期或转移性肝细胞癌患者，IMbrave150研究针对中国人群有何优势？能否请您展望“T+A”方案未来在中国的应用？
刘颖斌教授：最新公布的IMbrave150研究中国亚群数据显示，“T+A”方案对比索拉非尼在中国人群亚群中，OS和PFS均获得临床意义上的改善。该方案在中国人群中整体耐受性较好，毒性可管理，安全性与每个单独药物和潜在疾病的已知安全性一致；对比索拉非尼，“T+A”方案使得中国人群的患者报告生活质量的恶化明显延迟，该延迟具有临床意义，这些发现和全球人群的结果一致。
我国肝癌人群的特点是具有乙肝、丙肝等肝炎背景，有研究数据显示HBV和HCV感染患者较没有病毒感染者能更好的从免疫治疗中获益，尤其是“T+A”方案对于具有乙肝背景和丙肝背景的肝癌患者，有可能会更好地提高OS和PFS。因此，“T+A”方案在中国患者的应用前景还是比较看好的，其有望为中国晚期肝癌免疫治疗提供新的选择。
医脉通：肝癌严重威胁着我国居民的生命健康，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名列前茅，请您谈谈MDT对于我国肝癌治疗的作用？
刘颖斌教授：我国晚期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仅14%左右，术后转移/复发率高。要想提高肝癌患者的生存率，早诊早治和预防转移复发十分关键，联合治疗与多学科诊疗（MDT）是必经之路。新疗法（如“T+A”方案）对肝癌MDT协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药物与其他治疗方式更加合理的组合应贯穿肝癌全程化管理始终，肝癌建立全程管理非常重要。肝癌患者是否需要做手术？是否要去做一些相应的局部治疗？如何安排后续治疗如外科、内科、介入、放疗等，需要经过充分的讨论来做决定。在今后HCC的治疗当中，针对生物标志物的精准治疗，以及多学科的综合诊治应该贯穿始终，这是免疫、靶向综合治疗时代对肝癌精准治疗MDT团队的新要求。
医脉通：您认为在免疫联合靶向的基础上能否再联合，如手术、TACE等局部治疗，进一步最大化患者获益？您怎么看未来免疫治疗在肝癌诊疗模式中的发展趋势，以及免疫联合治疗有哪些方向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刘颖斌教授：我们知道，基于全球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IMbrave150的研究结果，2020年2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正式授予肿瘤免疫创新药物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一线治疗晚期不可切除的HCC的优先审评资格，这无疑是肝癌治疗领域令人关注的消息，我们也会关注后续进展。在整个IMbrave150研究的人群中，“T+A”方案组既往接受过TACE治疗的患者比例达到39%，在中国亚群基线人群中，这一比例甚至达到53%。这可能预示着，未来“T+A”方案与TACE等其他局部治疗联合的可能。
我们期望未来还可以进一步探索免疫联合靶向治疗应用于中期肝癌、辅助治疗、新辅助治疗领域的可能，全面改善肝癌治疗现状。另外，如何筛选出免疫联合靶向治疗的优势人群，真正的、更加精准的向免疫3.0时代迈进，以及如何从患者安全性的角度出发，确定恰当的剂量和顺序，优化联合疗法的有效性、毒性和耐受性也值得进一步探索和关注。
(本网站所有内容，凡注明来源为“医脉通”，版权均归医脉通所有，未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医脉通”。本网注明来源为其他媒体的内容为转载，转载仅作观点分享，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版权，请及时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