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嘴角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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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去过聊城的。时间是2017年的十一月份,在聊城住了3天,就在东昌府区的“牛车水”住着,对于聊城的印象集中在三点:第一,人民并不富裕,印象中聊城的物价很低,从马路上的车辆、人们的穿着打扮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第二是那里行车真的礼让行人,在没有红绿灯的地方过斑马线很安全;第三点是似乎药房对于处方药管控的比较严格,当时笔者买个“
这次对于聊城的发生的所谓的“假药”事件,笔者觉得反映了我们国家医疗卫生行业一些长久以来存在的弊端。
第一,中国式“和稀泥”执法,导致了媒体指导相关部门(包括卫计委)工作的怪相。
这一点让我觉得很奇怪,从当年的三鹿奶粉开始,到最近的长春疫苗事件,某些地区的疫苗“掉包”事件,似乎都是媒体冲在第一线。当然,有好也有坏。好的方面在于,记者确实发挥了很大的监督作用,坏处在于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就被动了,首先是公信力的丧失,其次是很多时候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做出一些和稀泥的执法行为,对医患双方造成更大的伤害,造成整个社会的撕裂。
笔者仔细查看了相关的过程,发现这位患者的女儿长期非法行医,要不是这次弄出的动静太大,聊城市卫健委估计都不能发现这个非法执业点的存在。笔者最怕的就是,最后这个事件的结局是中国式和稀泥执法,原、被告各打50大板,最后不了了之。既没有相关的制度出台,也没有后续的措施出台去帮助那些急需印度防治药物的肿瘤患者。如果后续再次出现相应的事件,是不是还得要相关媒体来指导甚至从舆论上绑架卫生部门的相关工作?
第二,从“假药门”本身可以看出,我国真实的科研能力、药物研发能力堪忧,医药行业的所谓创新只是一个纸老虎,一捅就破……
实际上,我国政府拨给相关医药行业研发的经费并不低,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会发现,中国的药物——西药,大部分都是仿制药物,原研药物基本没有,在肿瘤方面的仿制药物实际还比不上发展中国家的印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各种不可说的原因。我们国家在医药行业的科研经费到底去了哪里,我想搞科研的人心里有数,这里我只大致说一下,2014年到2015年我们国家发生了大规模的撤稿事件,如果有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些文章基本都是相关基金支持的,如果文章是假的,那么科研经费是真的被用于研究本身了,还是被公款私用了?另外,所谓的科研经费,在某些地方也面临着层层克扣的现象,打个比方,如果某个科研经费是50万,最后到主持者手里的也许就剩20万了,主持者一看,这样搞真研究肯定得亏,如果这个主持者找个第三方皮包公司(打个比方,是做外泌体或者是基因检测的),然后科研经费左手进,右手出,最后假文章一买,在国外的掠夺性期刊发个水文,再在各个学术会议上来点发言,自己还能从有限的科研经费里头赚一点,这样的中国的医药“创新”又多了一个。你说这种医药创新是不是从客观上造成了聊城假药门。很多时候,笔者也在各种场合说,不要看中国的SCI发的多,发的越多,可能我国的科研水平反而下降的越快,中国科研急需反腐败。
第三,长期的深入医院系统的官僚作风在作怪。
公立医院现在的官僚作风还是比较严重的,一般出了问题,很多领导不会去解决问题,而是会去解决那个提出问题的人,或者是解决那个造成问题的人,特别是在被媒体报道的时候,第一时间是去压住自己人,比如前段时间大连某医院收费员事件,在媒体关注后,不分青红皂白,不问原因第一时间就把那个收费员开除了事。笔者刚得知“假药门”事件时,是从聊城市相关医务人员的口里得知的,而现在,整个聊城市卫生系统的人,笔者观察了,几乎都被内部交流过不准转发相关微信。这种官僚作风,不仅仅会导致事态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也容易造成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割裂。
聊城“假药门”事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首先是中国的科研经费被大量挪用,真正有效的科研成果很少,导致我们国家的医院创新成了一个纸老虎,一捅就破;很多肿瘤患者还得去购买并不廉价的印度仿制药物;多年来的媒体指导政府工作的习惯,导致新闻媒体一曝光,就被迫立案,而部分公立医院的官僚作风导致了各地医务人员在网上为陈医生鸣不平,进而导致了聊城相关卫生系统骑虎难下。不管怎样,笔者希望陈医生能有一个好的结局,同时卫生系统部门能吸取教训,不能让媒体指导工作,同时中国的科研系统急需一个全面彻底的反腐败,其实学术界一直都是腐败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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