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疼痛科

作者：王亚平

中国疼痛学科的诞生，并非对西方模式的简单移植，而是国际疼痛科学范式与中国本土针麻研究传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次历史性汇流。这一汇流所确立的，是对“慢性疼痛即疾病”这一根本命题的集体确认，构成了学科一切后续发展的思想原点与合法性基石。

国际疼痛研究学会（IASP）于1974年发起成立，标志着全球疼痛医学正式告别经验医学阶段，进入以多学科协同、基础研究驱动、临床转化导向为特征的现代科学范式。这一国际浪潮迅速被中国学界敏锐捕捉。1980年代，韩济生院士作为中国疼痛医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将IASP的理念系统引入国内。1989年9月，他在北京发起成立IASP中国分会（后称中华疼痛学会，CASP），164位来自基础研究、麻醉、神经、骨科等领域的专家成为奠基会员，IASP秘书长J. Loeser教授专程赴会祝贺。CASP的成立，首次将分散于各临床科室的疼痛研究力量汇聚于一个学术共同体之下，其核心使命被明确为推进疼痛医疗、科研与人才培养。

这一学术自觉的深层土壤，是中国在针刺麻醉（针麻）领域长达三十年的深厚积淀。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针麻这一“新事物”吸引了大量研究者投身其中，积累了关于内源性镇痛机制的宝贵数据与理论洞见。当IASP的现代疼痛科学框架传入时，它与针麻研究中发现的内源性阿片肽、下行抑制系统等成果形成了强大的共振效应。这种共振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创造性融合：IASP提供了组织化、国际化的学科建制蓝图，而针麻研究则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扎实的神经生物学证据链，共同夯实了“疼痛不仅是症状，更是独立疾病”的科学根基。

痛门诊普遍面临严峻的现实困境。许多医院仅设每周1–2个半天的“疼痛门诊”，结果却是“就诊病人寥寥无几”。这一现象背后，是深刻的认知鸿沟与服务错配。疼痛学会的调查揭示，问题并非源于患者需求不足，而是患者“痛苦不堪，等不到开诊时间，已转向别的科室就诊”。这表明，在公众与部分医务人员的认知中，“疼痛”仍被视为其他疾病的附属品，而非一个需要独立、系统、全天候诊疗的疾病实体。因此，学科的早期形态，是一种高度依赖个体医生热情与跨科室协作的“边缘化经验实践”，其存在价值尚未获得医疗服务体系的正式承认与结构化支持。

如果说奠基阶段解决的是“疼痛为何能成为独立学科”的思想合法性问题，那么2000年代至2010年代的核心任务，则是解决“学科如何获得生存空间”的制度性问题。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2007年原国家卫生部签发卫医发〔2007〕227号文件，在《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中正式增设一级诊疗科目“疼痛科”。这一行政赋权，是中国疼痛医学发展史上最具分水岭意义的转折点，其价值远超一个科室名称的增列，而在于它重构了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患者流向与责任边界。

该政策的出台，是建立在扎实的实证调研与持续的高层倡导基础之上的。疼痛学会通过详尽的调查，向主管部门清晰地阐明了慢性疼痛患者的巨大基数与就医困境：他们“久治不愈、投医无门”，在现有分科体系下被迫辗转于神经内科、骨科、康复科、风湿免疫科、中医科等多个科室，却难以获得针对疼痛本身的整体性解决方案。这一现实痛点，最终上升为一项公共健康议题。在韩济生院士的倡议与吴阶平院士的支持下，18位院士联名签名，强烈支持疼痛学科建设；韩启德副委员长更是在国际疼痛日活动中明确提出：“要求得到疼痛治疗是‘患者的基本权利’，也是‘医师的崇高职责’”，将问题提升至人道主义高度。正是在这种来自基层患者、一线医生与学术领袖的合力推动下，卫生部医政司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深入论证必要性与可行性后，做出了这一历史性决策。

制度赋权带来的直接效应，是临床实践形态的彻底重塑。政策实施前，“半天门诊”的窘境与患者“应接不暇”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生动诠释了制度缺位下的供需失衡。政策落地后，疼痛科从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加服务”，一跃成为二级以上医院的法定标配，其服务对象被明确定义为“慢性疼痛患者”，并强调“对于许多慢性疼痛患者来说，疼痛本身就是疾病”。这一定位，从根本上划清了疼痛科与传统专科的界限：它不替代骨科处理骨折，也不取代神经内科诊断癫痫，而是专注于以疼痛为首要表现、或疼痛已成为独立致残因素的复杂病症。随之而来的是临床行为的系统性改变——各科医师遇到“顽痛难治”的患者，有了一个明确的、制度化的转诊出口；患者也获得了一条全新的、直达病因的就医路径。

与此同时，支撑学科发展的三大制度支柱同步成型。其一，是学会治理的规范化。1992年，CASP根据陈敏章部长指示，正式归属中华医学会，成为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获得了国家级学术组织的权威背书。其二，是学术交流平台的实体化。1995年，《中国疼痛医学杂志》创刊，为学科知识的沉淀、传播与质量提升提供了核心载体。其三，是人才培养体系的初步构建。学会通过举办高级学术研讨会与大型学习班，系统性地将疼痛医学的核心共识与先进技术，推广至来自麻醉、骨科、神经内外科、康复理疗科等各领域的医生，十年间培养了大批跨学科人才，显著提升了全行业的疼痛诊疗能力。

进入2020年代，疼痛医学的专业价值已不再需要通过争取“存在权”来证明，而是必须通过“有效性”与“不可替代性”来捍卫。这一阶段的演进主线，是临床决策从经验主导转向证据驱动、介入治疗从“能做”转向“该做”、多学科协作（MDT）从理念走向门诊实体。其核心标志，是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开始系统性地重塑临床实践版图，淘汰低效技术，并为新型干预策略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

2025年度疼痛学领域十大进展，为这一范式深化提供了全景式的注脚。其中，第三项进展——针对慢性脊柱与肩关节疼痛的介入治疗Meta分析，堪称一场静默的革命。该研究整合了81项随机对照试验、共计7977例患者的数据，其结论直指行业痛点：常用介入治疗（如硬膜外注射、射频消融）在缓解疼痛和改善功能方面，其效果与假手术组相比并无显著优势。这一结论并非否定所有介入治疗，而是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那种仅凭解剖定位、缺乏严格适应证评估与充分非侵入性治疗尝试的“技术先行”模式，已无法通过科学检验。它强制性地将临床决策的重心，拉回到对风险-获益比的审慎评估、对患者充分知情同意的重视，以及对非手术方案（如结构化运动疗法）的优先考量上。

与之呼应的，是第四项与第五项进展所代表的非药物与非阿片类治疗的强势崛起。一项在公共医疗系统内实施的腰痛自我管理方案显示，接受增强型跨理论模型干预的患者，其功能障碍改善与心理应对能力提升均优于常规治疗，且平均治疗次数更少，证实了该模式在真实世界中的高效与经济性。另一项针对致残性慢性疼痛的实效性随机试验则首次明确证实，远程认知行为疗法（CBT）比常规护理更能有效帮助患者实现有临床意义的疼痛减轻，且效果可持续至12个月。这两项研究共同确立了一个新范式：非药物干预不再是辅助或安慰剂，而是具备强大循证基础、可规模化推广的一线核心治疗策略。与此同时，非阿片类强效镇痛新药苏泽替林（suzetrigine）的获批，标志着药物研发的范式转移。它通过高选择性阻断痛觉神经元特异性钠通道Nav1.8发挥作用，在急性术后疼痛中展现出与阿片类药物相当的镇痛效能，却规避了成瘾与呼吸抑制等致命风险。这预示着，未来疼痛药物的研发，将越来越聚焦于靶向特定离子通道或受体亚型，以实现疗效与安全性的精准平衡。

在这一循证升级的宏观背景下，多学科协作（MDT）完成了从概念到实体门诊的关键一跃。神经性疼痛多学科门诊的实践，为此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微观样本。该门诊由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疼痛科、内分泌科、中医科五大科室专家组成，其运作逻辑彻底颠覆了传统分科诊疗的碎片化模式。面对一位“下肢麻木伴腰腿痛10余年”的患者，神经外科通过MRI发现L4/5椎间盘突出；内分泌科识别出血糖异常加重了神经损伤；神经内科通过电生理检测精准定位神经病变部位；中医科则以针灸理疗改善局部循环；最终，疼痛科基于综合评估，制定了包含微创介入与多模式镇痛的个性化方案。这种“像拼合完整拼图一样，精准锁定疼痛根源”的过程，使得该门诊首月接诊复杂患者，其中90%疼痛显著缓解，长期未确诊者明确了病因（腕管综合征、脑血管病）。这清晰地表明，MDT的价值，不在于专家数量的堆砌，而在于不同学科的知识、技术与视角在患者床旁的无缝熔铸，从而实现了对复杂病因的深度解析、对治疗方案的高度整合与对患者流转效率的实质性提升。

展望未来，疼痛医学的下一站，将是一场由基础神经科学突破与数字智能技术双轮驱动的范式跃迁。这场跃迁的核心，不再是简单地“缓解疼痛”，而是以神经环路机制为锚点、以可编程生物元件为工具、以患者数字画像为导航，对疼痛进行全周期、系统性的精准管理与重构。其驱动力，既来自于对大脑深处镇痛通路的精细解码，也来自于对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边界的彻底打破。

基础研究的突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精度，为我们描绘出疼痛调控的“作战地图”。第七项进展揭示，人类脑干的关键镇痛通路（外侧导水管周围灰质至延髓腹内侧区）的活动，呈现出与身体部位精确对应的精细空间编码模式。这意味着，我们的内源性镇痛系统并非一个笼统的“总开关”，而是一个具备高度区域特异性的精密调控网络。更具临床转化潜力的是，研究锁定了前扣带皮层中一群表达μ阿片受体的特异性神经元，其活动专门编码疼痛的“厌恶情绪”。实验证实，靶向抑制这群神经元，可以精准地缓解疼痛带来的情绪负担，而不影响患者对伤害性刺激的感觉辨别与本能回避行为。这一发现，为开发“只管情绪、不管感觉”的分离式镇痛策略，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靶点与原理验证。

与之并行的，是对传统药物研发范式的颠覆。第二项进展——中国团队设计的“dVGACs”人工离子通道，标志着人类已进入“按需定制”复杂蛋白质的新纪元。这种完全从零开始设计、原子结构与计算模型完美吻合的人工通道，其开闭电压阈值与通过离子类型均可被精确调控。其临床想象空间是革命性的：例如，设计一种只在炎症微环境中才被激活的通道，从而实现对疼痛相关神经回路的“开关”式精准干预，彻底摆脱天然蛋白质在特异性与可控性上的固有局限。第十项进展则提供了另一个范式——靶向CB1受体“隐秘口袋”的激动剂VIP36。它通过稳定一个天然状态下极少打开的构象，实现了对镇痛所需G蛋白通路的强效激活，同时几乎完全规避了导致中枢不良反应的β-arrestin信号通路。其在动物模型中展现的高达100倍的治疗窗口，为开发真正意义上的“外周强效、中枢无害”镇痛药，树立了新的标杆。

这些前沿的基础与转化研究，唯有嵌入到一个强大的临床服务系统中，才能释放其全部价值。温医大附一院成立的“数智化疼痛全周期诊疗中心”，正是这一系统性集成的典范。该中心并非一个孤立的技术展示厅，而是一个以“数智科技赋能疼痛一站式全周期管理”为内核的全新组织形态。它以疼痛科为枢纽，联合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骨科、针推理疗科等多个学科，但其核心创新在于，将多学科资源通过智能化手段进行了深度重构。中心融入了预检分诊导诊智能体、患者数字画像、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等系统，构建起覆盖“疼痛筛查—智能诊断—精准治疗—远程管理”的全流程智慧医疗体系。这与MDT门诊形成了鲜明的互补：前者重在利用数据与算法，实现专家智慧的规模化复制与决策支持；后者则重在发挥顶尖专家的现场研判与复杂情境下的综合判断能力。两者共同指向一个未来图景：未来的疼痛诊疗，其竞争力不再取决于单点技术的先进性，而取决于一个团队能否在数智平台上，完成知识、数据与决策权的动态再分配与最优组合。

基于对过去五十年发展历程的全景梳理与对当前演进趋势的深度剖析，疼痛医学已站在一个关键的历史交汇点上。其未来竞争力，不取决于某一项技术的突破，而取决于临床医生、科室管理者、教育者与政策执行者能否在四个核心维度上，同步完成能力升级与系统协同。以下行动框架，旨在为不同角色提供可操作、可落地的实践指南。

对于临床医师而言，核心能力模型已发生根本性迁移。传统的“对症下药”模式，正让位于一种三维立体的评估与决策习惯：机制-证据-患者叙事。这意味着，每一次接诊，都需同步思考：该疼痛背后的潜在神经环路机制是什么？当前最高等级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何种干预？以及，这位患者独特的病史、社会角色、心理状态与生活目标，如何塑造了他对疼痛的体验与对治疗的期望？只有将这三个维度的信息熔铸于心，才能制定出真正以患者为中心的、个性化的精准方案。

对于科室管理者而言，未来的竞争将是体系化基建的竞争。必须将以下三项建设列为绝对优先项：第一，MDT流程的标准化与常态化。不能仅满足于专家坐在一起开会，而要建立一套涵盖患者筛选、会诊准备、决策记录、随访追踪的闭环流程，确保多学科协作的效能可衡量、可持续。第二，数智工具的深度接入与应用。无论是AI辅助的疼痛筛查量表解读，还是基于大数据的疗效预测模型，都应成为日常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锦上添花的点缀。第三，基层转诊协议的务实化与精细化。必须与辖区内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签订明确的双向转诊协议，清晰界定哪些常见疼痛可在基层首诊处理，哪些复杂病例需及时上转，并配套建立便捷的线上转诊通道与反馈机制，真正打通“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最后一公里。

对于医学教育者而言，课程体系的革新刻不容缓。必须在现有教学大纲中，系统性地强化三大模块：其一，疼痛神经生物学。超越传统的解剖与药理，深入讲授闸门学说、下行抑制系统、胶质细胞调控、离子通道亚型等前沿机制，为学生构建坚实的科学底层。其二，循证方法学。培养学生批判性阅读文献、评估证据等级、将证据转化为临床决策的能力，使其能主动甄别并摒弃无效甚至有害的“伪传统”。其三，跨学科沟通训练。通过模拟MDT会诊、角色扮演等方式，训练学生如何用对方学科的语言，清晰、准确、有同理心地传达自己的专业见解，这是实现知识无缝熔铸的前提。

最后，对于政策执行者与学科领导者而言，张达颖教授提出的“基层人才-三级网络-综合平台”体系建设要求，依然是未来十年最核心的战略指引。这意味着，政策资源的投放，必须从单纯支持大型三甲医院的“高地建设”，转向同步夯实基层的“网底能力”；从支持单一科室的“点状突破”，转向构建覆盖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随访的“全链条网络”；从鼓励技术创新的“硬件投入”，转向培育能够驾驭数智平台、整合多学科资源的“复合型综合平台”。唯有如此，疼痛医学才能真正从一项精英化的专科技术，升华为一项普惠全民的健康福祉，最终实现其终极目标：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享有免于疼痛困扰的尊严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