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
2026年7月，《美国
值得关注的是，该综述作者立足于美国心血管临床实践与指南体系，其观点与欧洲、中国指南存在一定差异[2-4]。此外，该综述引用的循证证据主要来自发达国家人群，其结论是否适配我国临床实际，有待商榷。本文结合中国人群病理生理特征、国内外诊疗实践差异，辩证分析BB在中国心血管防控体系的重要价值。
Brett Sperry等发表的这篇JACC综述提出[1]：得益于现代血运重建技术进步、指南导向药物治疗（GDMT）优化及精细化表型分析技术发展，BB已经告别广泛普适的时代，迈入高度靶向、精确应用的新阶段。依据预后获益与症状改善的证据等级，该综述将BB适应症划分为绿、黄、红三个层级：
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HFrEF，LVEF≤40%）
有症状的
射血分数轻度降低的心力衰竭（HFmrEF，LVEF：41%~49%）
心肌梗死后射血分数轻度降低（LVEF：41%~49%）
无合并症高血压的一线治疗
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HFpEF，LVEF≥50%）
心肌梗死后射血分数保留（LVEF≥50%）
无症状冠状动脉疾病（CAD）
非心脏手术围手术期预防性用药
该综述的核心论点在于，早期BB获益证据诞生于溶栓时代；而当今再灌注治疗、二级预防药物已经高度完善，部分场景下BB既往的生存获益被弱化，因此需要收缩常规使用范围[1]。
然而，在将这一“降级”主张引入中国临床实践之前，我们必须思考：这套分层框架为现代心血管诊疗体系提供了用药参考，但其引用证据大多来源于发达国家和欧美人群，其所得结论能否“放之四海而皆准”？能否指导国内临床实践？
JACC综述的分层推荐意见，依托于发达国家完善的再灌注治疗体系、规范化二级预防方案及西方人群流行病学特征。其核心观点主要反映了美国指南演变趋势。与发达国家诊疗环境相比，我国真实临床场景在诊疗基线、人群病理生理特点、遗传特质及特色诊疗场景上均存在一定差异，相关结论的跨区域适配性值得临床审慎探讨。
JACC综述立足于美国AHA/ACC指南体系，提出BB应从"普遍使用"转向"精准应用"。这一精准化理念是国际心血管学界的共同趋势，但各指南在具体落地路径上存在明显差异，尤其体现在不同适应症、不同人群中的分层策略。纵观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三大核心心血管疾病，BB在中欧美各主要指南中的基石地位总体稳固。
交感神经过度激活是高血压核心发病机制之一，在中国高血压患者中尤为突出——这类人群普遍存在心率偏快、交感活性显著增高的特点。BB可通过抑制交感神经活性、抑制心肌收缩力、减慢心率发挥降压作用，是针对交感激活驱动高血压的靶向治疗药物。基于这一病理生理学基础，中欧高血压指南仍将BB列为一线降压药物：《2024年欧洲高血压学会高血压管理临床实践指南》《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以及《国家基层高血压防治管理指南（2025 版）》均将BB列为一线降压药物[3-5]。此外，2023《
国内外权威指南均明确推荐BB用于
在CCS/慢性冠脉疾病（CCD）患者中，中国、美国、欧洲指南均将BB列为控制心率和症状的一线或初始治疗[10-12]。对于LVEF≤40%或合并HFrEF的患者，各指南均给予 I 类推荐，以降低MACE、心力衰竭住院及死亡风险[10-12]。
对于LVEF 41%-49%（HFmrEF）的冠心病患者，中国、美国指南推荐使用，欧洲指南认为现有证据不充分，不明确推荐[8,9,11-13]。对于LVEF>50%的冠心病患者，中国、美国与欧洲指南虽不推荐以改善预后为目的使用BB，但如果患者合并心绞痛、需要控制心率或存在BB的其他明确适应症（如心律失常），各大指南仍然推荐合理使用BB，以缓解症状、控制心率并发挥心脏保护作用[8,9,11-13]。
长期以来，BB一直是HFrEF药物治疗的四大支柱之一，全球主流指南的推荐呈现高度一致。2026年最新发表的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心衰管理指南将其列为HFrEF（新定义扩展到LVEF＜50%）基础治疗药物之一，并推荐用于合并冠心病HFrEF患者的一线治疗[14]。
综上，BB在冠心病和心衰领域基石地位稳固，在高血压领域的定位因指南体系和人群特征而异，JACC综述的结论在中国临床的适用性需结合本土指南审慎评估。
JACC综述引用的REDUCE-AMI、REBOOT、BETAMI-DANBLOCK、ABYSS等关键研究均以欧洲人群为研究对象，未纳入大规模中国人群数据[15-18]。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我国人群心血管疾病谱、危险因素、遗传背景及药物反应均与西方人群存在系统性差异[19]。同时，国内外诊疗实施条件也存在明显区别，使得欧美研究结论的本土化应用存在一定局限。
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CKB）对2004-2008年间招募的50万中国成年人队列长达11年随访数据显示：我国心梗患者血运重建（溶栓、PCI、CABG）整体使用率仅38.6%；即便在三级医院也仅44.8%，2004-2017年间未见明显提升趋势[20]。
而综述引用的发达国家临床试验中，受试者血运重建率普遍＞90%，部分研究接近100%[15-17,21]。
这些RCT建立在充分再灌注的理想前提下，而国内仍有大量心梗患者无法实现完全血运重建。在此现实背景下，BB通过降低心率、减弱心肌收缩力、减少心肌耗氧量、改善冠脉舒张期灌注、抑制交感神经过度激活发挥的抗缺血保护作用更加突出[1]。直接照搬“充分血运重建后可减用BB”的结论，难以完全适配国内临床现状。
我国ACS及心梗后患者抗血小板、ACEI/ARB/ARNI、SGLT2抑制剂等GDMT使用率、依从性与西方国家仍有差距。依据《2024年中国心血管病医疗质量概述》特别报告[22]，我国STEMI患者出院时
而综述引用的欧洲研究中，抗血小板、他汀使用率接近100%，ACEI/ARB使用率超过70%[15-17]。
可以说，欧洲研究中关于BB减量、停用安全性的结论，建立在全套二级预防药物规范落实的基础上。结合国内二级预防整体治疗不足现状，相关研究结论的适用场景相对有限，在该现实背景下，BB抗缺血、抗心律失常、抑制心室重构的综合保护效应仍是国内临床需要考量的用药因素。
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我国单纯高血压患者心率增快（静息心率≥80 次/min）占比高达38.2%[23]。心率增快既是交感神经过度激活的生物标志物，也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直接介导血管、心脏等靶器官损伤，增加心肌耗氧、加速
BB通过抑制交感活性、减慢心率实现降压与心脏保护，对心率偏快的中国高血压人群，具备更大潜在获益空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推荐，高血压伴心率增快患者的药物治疗首选β受体阻滞剂，优先选择心脏高选择性长效β1受体阻滞剂如
CYP2D6、ADRB1基因多态性可影响部分BB代谢清除效率与受体敏感性[1]。一方面，BB是一类异质性药物，不同药物受基因多态性影响不同。JACC综述指出，部分BB在CYP2D6慢代谢型患者体内半衰期延长，血药浓度可显著升高，更容易出现不良反应；在快代谢患者的全身暴露会显著降低，常规剂量治疗效果有限。而高选择性BB比索洛尔通过肝肾平衡清除，几乎不受CYP2D6基因多态性的影响，具有代谢途径上的独特优势。
另一方面，不同种族基因多态性存在差异。在中国人群中，CYP2D6*10这一引起药物代谢减慢的基因型更常见，携带率达到38%~70%，远高于欧洲人群（携带率不足2%）[24]。种族遗传背景不同，意味着基于西方人群的用药获益结论在药理学层面难以完全适配中国患者[1,24]。国内研究证实，基于ADRB1、CYP2D6基因型指导BB个体化用药，既可以提升降压疗效，还能够减少糖脂代谢相关不良反应[25]。临床实践中，有必要在考虑种族差异的前提下，结合药物代谢特征进行个体化选药与剂量调整。
当前临床愈发重视患者远期生活质量，PCI术后残余
临床实践中许多患者报告使用BB之后心绞痛发作减少、运动耐量提高、
JACC综述提出的“由普遍使用迈向精准应用”，反映了循证医学的迭代更新。但放眼临床实践需客观认识、辩证看待，该综述引用的证据大多来自医疗资源高度完备的发达国家，其结论主要基于美国临床实践与指南，且与欧洲及中国的指南推荐存在差异，其观点在中国人群中的适用性存在一定局限性。
结合我国心梗患者血运重建率偏低、背景药物治疗达标率不足、高血压人群交感激活普遍、药物代谢遗传背景独特等多重特点提示：BB临床价值不应简单跟随某一特定区域的观点。临床决策需要结合患者病理生理状态、合并疾病、国内诊疗资源现状，并参照中国本土指南推荐进行个体化考量。
亚太地区BB专家共识为区域化循证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未来仍需开展更多高质量本土化临床研究，持续完善适配中国人群的BB精准用药体系，为国内临床诊疗提供更贴合本土实际的循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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