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丽莹教授

对于emerging infection（新发感染），我的理解是新出现的感染，其涵盖多个层面。首先是过去完全未被发现的全新病原体引发的感染，例如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另一种情况是，部分病原体早已存在，但受限于过往检测手段，未能被发现或充分认识其致病性。随着检测技术的进步及移植受者管理经验的积累，这类以往未被关注的特殊感染逐渐被识别。

比如过去未受足够关注的疱疹病毒感染，部分来源于供体，移植受者在使用免疫抑制剂时，可能引发严重脏器损伤甚至致死；此外，气候变化、人口流动等因素，会促使病原体从传统高发地域向更广范围传播，构成新兴感染的潜在风险。

未来感染领域的主要威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抗菌药物耐药问题突出，尽管新型抗菌药物不断问世，但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耐药范围持续扩大，给抗感染治疗带来巨大挑战；二是人口流动、气候变化（如全球变暖）及相关突发事件，会导致病原体向非高发地区扩散，增加传播风险；三是异种移植技术发展可能带来我们缺乏处理经验、甚至从未遇到的特殊感染威胁。

为更好应对各类感染，应从以下两点出发：一是针对性治疗药物的不断涌现，二是检测手段的进步，可让临床医生快速获得精准检测结果，实现对病原菌的精准靶向治疗。

孙丽莹教授

本次大会上，也分享了我们的研究结果，病毒感染导致儿童急性肝衰竭的临床研究。研究纳入2016年至2025年共86例急性肝衰竭患儿，病因分析显示，不明原因急性肝衰竭占比最高（50%），其次为代谢性疾病（17.4%）和药物性肝损伤（16.3%）。在接受肝组织高通量测序检测的病例中，92.3%检出病毒感染，其中以人类疱疹病毒6型（HHV-6）感染最为常见，提示HHV-6可能是部分不明原因儿童急性肝衰竭的致病因素。除HHV-6外，在肝组织高通量测序检测结果中包括巨细胞病毒（CMV）等。研究总结了儿童急性肝衰竭患者的临床特点和肝移植的效果，并进一步揭示了HHV-6等病毒感染与不明原因儿童急性肝衰竭之间的潜在关联，为儿童急性肝衰竭的病因学研究及精准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¹。

在本次大会上，我们团队也发布了一项肝移植术后感染的研究，聚焦肝移植术后早期腹腔感染的预测，建立并验证了基于可解释机器学习的预测模型。研究纳入2020-2024年单中心285例成人肝移植受者。研究结果显示，早期腹腔感染发生率为21.1%，发生于术后10.7±6.8天，主要涉及机会性细菌病原体。术前风险因素包括再次移植状态、淋巴细胞计数、总胆红素、白蛋白、国际标准化比值、中性粒细胞计数和腹水，反映基线免疫能力和肝脏储备功能；术后风险因素进一步纳入术中失血量、引流管留置时间、ICU住院时间和胆漏，捕捉手术创伤、微生物暴露和术后早期并发症的影响。该研究建立了基于机器学习的肝移植术后早期腹腔感染个体化预测框架，通过整合围手术期多维度数据，为优化抗感染和免疫抑制策略、改善移植结局提供了可解释的决策支持工具²。

结合临床实践，器官移植需求日益增长与供体短缺的矛盾，始终是肝移植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次大会上，肝衰竭辅助性肝移植、劈离式肝移植，还有异种移植，均围绕这一核心矛盾展开，是当前临床的研究热点与突破方向。

目前临床常规开展的肝移植术式包括全肝移植、劈离式肝移植、多米诺肝移植及减体积肝移植。肝脏供体来源包括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及活体肝移植，我们中心在活体肝移植方面开展较为广泛，国内其他部分中心也有相关实践。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及器官分配统筹机制的不断完善，劈离式肝移植的开展例数有望增加，可让更多患者获得移植机会。异种移植是肝移植领域的未来重要发展方向，若能取得成功，将有效解决供体短缺的难题。此外，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等手段若能逐步应用于临床，有望帮助患者延缓甚至避免肝移植，也是肝移植领域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